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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翻了现存秩序之后，凡是为了使最初两年内的牺牲变得轻些而可能去做的事都必须着手做起来；因此，在组织劳动和管理的同时，必须立即把一切凡是受到社会供养和维持的人的生活地位作一律平等的安排，一切人都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一个措施，并且同时它也是新组织的基础。
在战争中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劳动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上不得优于最年轻的鼓手或是公路上的砸石子的人。如果在战时全部肉食口粮都供了军队之用，那末领导者就必须和其他的劳动者完全一样地度斋日。如果对于农民和工人每月有十五天斋日，对于行政管理机关和学者也就同样有十五天的斋日。如果要求人民耐心地忍受那在开始时所必要的节约，那末这种节约的榜样必须在一开始就做出来。
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地缓和的过渡时期，那末我们就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现在，治疗社会的罪恶已经不可能不应用种种暂时性的毒药，已经不能不带有那由此而来的、被动的混乱的扩展；但是在五十到一百年这种情况就会更加可怕得多。
因此我们不要说，人类对这件事还没有成熟。凡是能够躲避开困苦加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子的事，人类都有能力去做的。对于这件事还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讲解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一切人，一个自由的制度总比一个奴隶制度好些！
如果人们让穷人注意看一看那些储积起来的产品，并且对他说：“去劳动！然后你就去取吧！”他就会完全懂得，有要比一无所有好！
最糊涂的人也不会糊涂到拒绝送上门来的利益的。但是我们的原则是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因此我们是不会失败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利用那个混乱的制度随时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机会去以毒攻毒的话。
反对个人的战争或是流血的革命，我们让那些政治家去干；反对私有财产的战争或是精神的革命，必须我们来干。
在平静的时期我们就宣传教育，在暴风雨里，我们就起来行动。
一旦风暴来临，就不能再象当年在哈姆巴哈那样为了无用的讲论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了：而是必须象闪电一样地迅速行动，必须趁着人民还生活在第一次欢腾鼓舞的热情中的时候象闪电一样迅速地一击连着一击打下去。
并且那时候，也就不容许还四处去寻觅一个领导人，那时候不容许在领导人的选举上再多费挑剔。谁第一个首先站起来，谁就第一个带头往前冲，谁勇敢地坚持下去，并且在坚持斗争中把他的生活放在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地位上，他就是领导者。
并且决不容许和敌人停战，决不容许和敌人进行谈判，不容许信任敌人的任何诺言。一旦他们发动了战争，就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没有理性的野兽，野兽是没有懂人话的能力的。
这些，也就是在一种全民性的运动时期里的行动纲领，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些时期，在这些时期人们又会想要把我们利用为一些革命的工具，以便借我们的力来更换统治我们的人。
但是每一个在一开始就宣告以实现我们的原则为目的的运动，换言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都将以一种和迄今一切革命不同的方式开始。在这样的革命里，人们将不会去和大炮厮杀，那是敌人的最强大的所在，也不会试图通过对于个别的暴君的暗杀来达到目的。这是既靠不住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对付敌人的手段。如果人民一旦恨透了压迫的枷锁并想要结果它，就不应该对人作战，而是要对私有财产作战。这是我们的敌人的最软弱的一面。
假如和预料的相反，那些当权有势的人为了破坏我们的原则的实现，要把我们拘束在一种监狱式的共有共享组织里，假如他们想要把劳动和享受的联合组织为他们自己以及富人的利益服务，就象他们在营业自由上曾经利用过并且还在利用的那样，那末我们的哲学家们就必须放出那最可怕的烧夷弹，后者那时候是唯一能够破坏敌人的计划并使它失效的办法。那时候就必须宣扬一种迄今还没有人宣扬过的伦理，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伦理；一种伦理，它把人民永远要吃亏的街垒战变成为持久的游击战，后者将拆穿和粉碎富人在穷人身上的一切投机，并且是军队、宪兵、警察的力量所不能制止的；一种伦理，它将给我们带来整个整个军团的战斗员，后者的合作我们直到现在还望而生畏；一种伦理，它使我们的敌人除去我们的原则而外将找不到任何其他救命圈；一种伦理，它必将带来个人利益的统治的瓦解和崩溃。
但是这种伦理只有在拥挤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的、陷于无边的穷困的、完全绝望的群众之中才能作有效的宣传。这句话一旦说出来，就是发出了一个新战术的信号，对于这种战术我们的敌人现在，并且永远都是无法抵御的。
如果人们要把我们压到这种弹簧上，那末我们就有义务让它跳起来，纵然因此要发生二十年可怕的混乱状态。每个人尽他所能自己去想办法。但是这种新的伦理，甚至耶稣基督已经做出过榜样，它的效用是一定不会失误的。
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
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但是一个真正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上的政府，它现在就已经应该力图通过贤明的措施，使人类的食品、肉、面包、蔬菜等等的生产和不断地日益增加的人口保持正当的比例，从而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得有这样的可能，使每个成年人在营养、居住和服装上都至少达到一个士兵的水平。如果一个政府向着这个目的努力，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末当然那种粗野的、残暴的、可怕的改革的景象也就可以随之消失了；那时候我们就真正可以希望，在说服的道路上去达到克服自私的个人利益。但是这样的快乐我们恐怕很难会得到；下面这一点就可以为证：现在大多数学者，如果他们去考虑那日益增加的贫困的可怕时，显然也发现到，在人口数量和作为他们生活必需的牧群和粮食之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但是他们并不是去寻找如何增加牲畜和粮食产品的方法，而无宁是建议怎么样去控制人口的过度增加。如果其中也有某一个人提出一个好意的建议来，这种建议在它的效用上也永远是那样微小，以致几乎是开玩笑。
有些人建议，政府应该减低盐税，以便农民不致于在烹调食物上化费得这样昂贵；另一些人建议，人们应该对于农业多投资本，以便农业有能力日益提高和扩大牧畜饲养。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不起作用的方法；因为即使如此——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法国的牛和其他牧群真正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从而将来人们在二千五百万成年人中平均每人每天可以供应半磅肉，在现在这个个别分散的、自私的制度里仍然会有这种情况：许多人即使这样也是空手而去没有肉吃。只要有二百万人，由于他们有力量买，每人每天消费二磅肉，另外四百万人每人每天消费一磅肉，合起来他们就一并吃掉了其他一千万人的配给量。只要劳动没有组织起来，只要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没有被承认，一切所谓改良都无非是一出可笑的、骗人的喜剧而已。
如果一个政府真心想要在这上面把事情做好，它就必须把牲畜贸易和屠宰业定为专卖事业，就象现在在邮政和烟叶种植上已经实行的那样，然后对全国的每一个人，在一种和他的收入相应的财产税的基础上，保障他其一与他的收入大致相当的每年肉类需要的总量。但是这一点，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对于迄今存在的个人私利的自我牺牲，他们还是办不到的。无疑，他们会把它弄成一种就象他们的烟草专卖那样的专卖事业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必然会引起一触即发的革命的话；因为如果政府和官吏把肉类营业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人民就会更难于那么漠然地、忍耐地往他们那松弛的胃囊里填塞马铃薯，特别是如果他们看到那肥大的烤肉在肉商和官吏的餐席上热气蒸腾的话。因此人们还不敢冒这个险把肉类和面包定为专卖事业，人们不愿和我们均分，但是也还要避免露出那副穷凶极恶和贪吃的丑相；因此他们就让目前的状态拖下去，人们希望，那不断增加的贫困可以把我们驰服并且把我们的人数减少到这样，以致最后我们还不如马那样可怕。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不论是目前，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总之只要是一个愉快的，强有力的过渡时期。
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
现在人们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革命一旦成功，并且建立了一个按我们所说的意义下的政府，也就是说把这样一些人物放在首脑的地位上，后者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采取这样一种平凡简单、永远只是人民中最低的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强力去剥夺那些曾经是我们敌人的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生命财富和自由。不！相反，这将是新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样它就将为自己引起很多的误解和偏见。
一个革命政府在推翻了旧势力之后所应该立即采取的一些最初的措施，当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学派、民族和个人看来可以是很不同的。
按我个人的意见，下面这些事是必需的：
1．一切肮脏、破烂的衣裳，一切朽烂、残破的家具，一切霉臭、倒坍的房屋一概焚毁和拆掉，一切贫苦的人都暂时安置在公共建筑和富人的家宅里，同样，从现存大量的新服装里发给他们衣服。
2．一切借据、债券和支票在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中一概宣告为无效，同样一切继承权和贵族特权也都取消。
3．劳动的组织工作从各个事业部门里的选举开始。每一个被当选为行政管理最高负责人的人必须把他的一切田产和财产交入行政管理的共有共享团体，倘或不然，就作为放弃当选。
4．管理机构和军队的一切成员，以及一般地说一切凡是由国家维持他的生活的人，一律共同生活在共有共享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