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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商业最发达最繁盛的国家和城市里，我们看到富人最多，而正是在富人最多的国家，穷人也最多；因为这是彼此不可分的。
你们试着在世界上那些贸易和商业最不发达的国家里看一看，你们会看到，在这些国家里奢侈的程度不象别的国家那样高，你们会看到，那里也有穷富之分，象今天到处一样，但是象在商业国家里那样可怕的贫穷，那样可怕的困苦，你们找不到。
如果这样一个商业国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能完全从事于商业，并且由于它的有利的位置，适宜于从事商业，那末它从商业是可以得到好处的，因为一切人都成了商人、杂货商和杂货商伙计。但是这样就必然又有另一个国家受害，这个小的商业民族整年地贩卖着另一个国家的劳动产品。我们的汉撒同盟的港口城市就是这样的小杂货商共和国，在这些城市里几乎一切都上船、交易和贩卖，费用出在它所贩卖的货物所有人身上，也出在它把别人的货物所送交的那些人身上。这些小民族还不至于感觉到那样的贫穷压迫，因为这里的富人在外国产品上的投机大于在本国产品上的投机，因为在他们手里同时掌握着许多国家的贸易；因为在那里还继续存在的同业公会法不利于工厂生产和工业自由，特别是因为在今天工厂生产远不如商业的获利那样重大；因为竞争太大，并且第一次试办必然要冒很大的风险。
正好象有这样一些个人一样，他们能够由于他们的地位或是他们的职业剥削别人而过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民族，他们剥削他们邻居民族而平均一般地生活得较好，劳动得较少，当然，总是有个别人是例外。
我们试举日内瓦为例，它有一种盛大的钟表贸易，这些钟表是在他们本地制造的。谁给日内瓦人盖房屋？萨伏衣人。谁给他们做家具和衣服？德意志人。而供应他们做衣服的衣料的是法国人。6）
在巴黎做工的细作木匠、鞋匠、裁缝有一半以上是德国人。人们周游法国和瑞士的各大城市，会觉得很奇怪，几乎在任何手工工场里看不到一个年轻学徒工。正因为这样那年年流浪到法国去的大群德国人，才希望去找到一个工作和安身之处，尽管找一个如意的安身处所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劳力大量过剩。
巴黎人不那样傻，大家来争一个象裁缝那样的职业，这种职业迫使他们整天盘着腿在一种腐败的室内空气里过活；不，他们宁愿在大街上卖火柴或是擦皮鞋。
在瑞士，工厂很少。法国人和德国人供应他们衣料，他们用食用牲畜和奶酪干来交换。但是这并不是说：瑞士是乐土，在那里牛奶和蜂蜜遍地流，不！大错特错了。那里有大批穷人，只是这种穷困还没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显著地暴露出来而已。瑞士人善于掩藏，不让穷困从幕后露出来；但是我已经常常听说，在许多地区穷困现象同样也已经达于极点。在那里有富人，有乞丐，有监狱和奴仆，这就足以证明，穷困现象也必然很大。
我曾经在瑞士，在洛桑省看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些七周岁的孩子，看见我吃一块面包，问他们的父母，那是什么。他们除了奶和马铃薯以外不知道别的吃的东西。
特别是在巴塞尔可能有极大的富豪，因为几乎整个米尔豪森城都属于他们，在新区，没有一所房子他们没有典押权；这样，某些巴塞尔人的巨大的财产的影响，在米尔豪森比在巴塞尔要感觉得更清楚些，因为工厂主每年必须把建立这些工厂所借贷的资本的利息送到巴塞尔去，而在米尔豪森的工厂工人则必须再为他们的厂主们赚回这笔利息来。
同样，商业也是这样的情形。财富的搜刮积聚并不永远是在店铺旁边或是它附近造成穷困，而是往往扩展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正好象一个人在平地上堆一座小山，但是可以并不就在那山脚下由于堆山掘土而造成一个深谷，如果他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去把堆山用的土掘来的话。
我们试观察一下在市集的日子里那成百的农民和农妇，他们带着他们那些小杂货到城里来，为了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大半要走几小时的路程从远处赶来；每个人都带着他相信可以卖得出去的东西，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东西。
因此很多人在耗费了无用的时间之后，不得不重新带着他们那全部或一部分货品回家。又有些人不得不少看些利，有些人甚至于赔本把货品卖掉，只为了避免空手不带着钱回去。
有几千万卖东西、买东西的人在市集的日子里拥挤在一起，也就有几千万个整天或小时的社会有益时间的损失。看他们怎样守着他们那一点小杂货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那里，真是可笑的情景。人人都想给城市供应食品，但是谁也不确实知道，城市究竟需要什么，因此就可以有成百个人每人拿着一点同一种的货品，例如：水果、酪干、奶油、鸡蛋、菜蔬等等。并且对于这些各自分成小数量的货品也就要占用多少小车、筐子、篓子和人；如果把一切酪干、奶油、鸡蛋合起来用大车来运，——假如在共有共享的情况下是必然这样做的——那千百个各种各样的筐子、篓子和口袋都是不必要的，而且那千百个农民也用不着都为包装和运送费力，他们也没有必要成半天的在路上受夏天酷热、冬天严寒的苦，还要为了卖货操心、惹气、甚至于争吵和打架。那时候货品也会少失落、少破损；买主同样也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或是为了受骗和货品不好而烦恼。这些买主也没有必要再准备下他们那成千论百的篮子、口袋和箱子，他们也不必再耽心被扒手光顾或是弄脏或是撕破他们的衣裳。
你们应该到市场上去观察一下那些杂货摊，在那里你们最能感觉到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谁要是在那里还明白不过来，他就必然是患严重的白障眼的。
再说到还有旅行和货物运输上的无限不合理！往往有些货物要从一个地方经过几百小时的路程运送到一个很远的市场上去，在那里从这个人的手里倒卖到另一个人手里，有时候这些货物最后又再运回它的原产地！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欧洲必须养活多么大的一群边防军和商贩！但是谁来维持这些人的生活？没有别人，就是那些制造货品的人；因为使用、消费这些货品的人大都正是过着什么也不做的生活的人。
在莱比锡博览会时期为走私所作的准备工作真是象工厂生产一样大规模进行的。在那里把巨量的货品包装成无数的小包，以便通过各种走私组织越过俄国的国境。至少在十年之前是如此。在那里没有一家行业不部分地是为走私服务的；车辆、家具、衣服都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为什么做这一切无意义的工作呢？——为了某些少数人的利益去对抗大人物和大人物的私利的压迫。四面八方无非是抢夺、盗窃和劫掠！一种无尽止的个人利益的战争。奸猾的、有势力的人瓜分战利品，但是战费却由劳动人民担负。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魏特林著 孙则明译
第十三章 宗教和风俗道德
宗教是通过一个不可知的现世（人间生活）走向一个更不可知的来世（天堂幸福）的猜谜一样的指路人，或者换一句话说：一种走向最高、最美满的理想的企图。
关于这个由现世走向一种共有共享的、更高目的地的生活旅程，政治和幻想为我们找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道路，而且用一种同一的颜色为我们画出了一幅旅行图。
那在这张地图上刻画得这样明白清楚的陡峭、崎岖、尘土飞扬的大道，那是贫穷和困苦所走的道路。在那密密拥挤的行列里，一代接着一代枯瘦的、汗流满面的人默默地、忍耐地向前走去，把充满着痛苦的眼光朝着那他们所盼望的苦难终了的一天。
沿着这条大道两旁伸展出去的是舒适、柔软、开满鲜花、两旁栽着果木、流着清泉的绿草如茵的道路。这是人间幸福的道路，这种道路是有钱人、有势力的人、阴谋诡计的人、机巧奸诈的人和强取豪夺的人所走的。
为了使那些在困苦的大道上走着的大群人们忘掉人间的幸福和享受，人们给他们指出一个幽暗的、充满着希望的来世，并且把一个人听任被剥夺人间的享受作为他来世永远享福的条件。
教士、学者就由那些走在绿草如茵的道路上的人收买雇用，以便向那些走在困苦大道上的人宣讲这个学说；为了这个任务，也给他们在困苦大道的两旁铺上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在这条人行道上还加上宪兵和法警，以便督促这一大群人向前走，并且防止他们离开大道。
从这个时候起，教士就自称为牧师。
这样，在政治的特权人物和雇用的宗教教师的向导之下，一些人在快乐和丰足中，另一些人在匮乏和苦难中，向着一个并且同一个不可知的目的地走去。
前一批人怎么样开步走，随着的人也怎样跟着走，那些人怎样背他们的包袱，这些人也照样背着，前一批人怎样把违反牧师的规章制度所采取的脱离大道的行动叫作罪过，其他的人也照样说。
前一批人刚做出一个驴子般的愚蠢举动（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迷信），别的人也就跟着照样做！前一批人怎样对个别的人对于强奴酷吏的反抗袖手旁观，其余的人也照样；那些人怎样把一个人叫作贼，因为他忽然想到要离开一下这辛勤、劳苦和穷困的大道，不遵守那些散步着的人们的意思，而去摘些大道左右两旁的果子，这些人也就跟着他们照样说；当那些贫困、褴褛、疲惫、饥饿的苦难的朝圣者开始鄙视那第一个贼的时候，其余一切的人也都照样鄙视他。
而那些特权人物在那人间幸福的道路上也是一样。因为父亲把他那盗窃来的贼赃叫作私有财产，儿子也就照样这样称呼，不知道贼赃和私有财产原是同一个来源。
及至最后，当人们开始要去理解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两个彼此各不相同的概念了。
原始人的取用、享有和占据的权利，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损害任何人，因为当时有足够可以取用、享有和占据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占为己有，而并不因此侵犯和妨碍别人的权利，这个原始的权利既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盗窃行为。
只是到了后来，当人类大大增殖并且拥挤在一个地点，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必要，而有些个别的人却凭着过量的享有和占据而脱离劳动的时候，这种自然的权利才开始成为一种不正当的权利，而少数人特别占有为维持大众生活所必需的土地才成为一种对社会的盗窃。
和当时的舆论倡导者一样，一切跟着走的人同样也都把任何方式的土地的绝对占有看作是一种霸占，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