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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它是岁序更迭时付印的，有部分版本印有1839年字样。1840年译成匈牙利文，后来又译成挪威文。
这部著作的任务应该是启发群众，以便使群众在旧社会崩溃之后，在新的社会里认清道路，而不致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魏特林认为，劳动者贫困的原因在于“劳动和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不平等”。②这种状况主要是由金钱——它是人类一切罪恶和过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在未来社会里，首先必须废除金钱。在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机器的罪过，魏特林反对这种流行的意见，他认识到只因为现存的制度才把机器这个本来是减轻劳动和加速进步的工具变成了加强剥削和扩大贫困的工具。他还证明，从统治阶级或是从其政府方面来的改革，不可能导致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就象人们硬要你们相信的：迄今所写的、印的那么多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提高你们的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东西多得简直足够你们整个冬季住室烧火取暖之用，其实，其中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盘剥和虐待你们，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征求过你们的同意。”①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财富的共有共享制，它促成“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以及人类中的“无忧无虑和友爱”，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共有共享制，它表现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的联盟”，既没有国家疆界，也没有语言的隔阂。在“正义者同盟”的组织里，在工人联合会和在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德国手艺工人共产主义食堂里，魏特林看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解放，共产主义的建立才有可能。他写道：“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你们和他们之间的任何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于你们不利。”②
②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9页。
①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7页。
②同上书，第23页。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并且是向工人阶级一边倒——的党性立场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乌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锐的对立者。正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认识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内，在无产阶级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转化时期内，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恩格斯说的：“他们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①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记，魏特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与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曾经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倚赖于卡贝（布鲁诺·鲍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袭家”，特别是指抄袭卡贝而言）②。这无论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错误的。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1840年、也就是说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即1834年至1839年间，卡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传，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传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书的小品文性质来说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级，特别是手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说明，他们以很大的热情来谈论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级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①，他否定被压迫阶级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级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们也赞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书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②，其中主要是针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说，“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谋，只是逐渐地在同意、说服、谅解的道路上”③就能实现向财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曾经强调过他和卡贝的矛盾，说到“拘泥小节的理想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是十分空洞的”，并且批评卡贝“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④因此，魏特林不仅不倚附于卡贝，甚至他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敌对者。
②布鲁诺·鲍威尔：《1842年至1846年期间德国政党斗争全史》，1847年夏洛屯堡版，第46页。
③指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中译本编者
④海·艾韦贝克把它译成德文。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页。
②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893年马格德堡版，第17页。③同上书，第21页。
④本书302页。
魏特林的处女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倾向性，摹拟圣经的语调和宗教成语，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一书里虽然减褪了，但是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一书①里，却是全书的主调。在这里，他依据于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拉梅耐，拉梅耐有两本书：《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由路·白尔尼译成德文——和《人民书》（1838年），后者在出版之后就由魏特林自己译出，对于工人阶级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从天赋人权的理论，特别是从卢梭的理论出发，拉梅耐诅咒现存的状况是一种魔鬼的事业，并且以鲜明的色彩描写了统治阶级霸占土地和压榨人民的暴行。劳动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使用武力（后来，拉梅耐放弃了使用武力的主张）以便消除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和争取全人类的自由。但是，拉梅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对于要求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种种社会主义体系抱极端反对态度的人，他并且认为，这些体系是要把人类更降低到禽兽之下。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王国。“……现在主要的并不是剥夺已经占有财产的人的财产，而是要给那些被夺去财产的人设法获得财产。”②因此，就内容而说，魏特林和拉梅耐是根本不好相比的，但是，魏特林却又不愿意使自己完全摆脱宗教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现存各教派的严厉的反对者，并且特别是反对教会的组织，他控诉并且判定这些组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①按这本书是1845年出版的，1843年发表的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的广告和部分章节的篇目。参看本书32页注①。——中译本编者
②拉梅耐：《人民书》，1905年莱比锡版，第91页。
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举行了一次起义，“正义者同盟”也曾参加。这次密谋——在准备和实行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取得群众的支持——被镇压下去了，组织被拆散，领导者被关入监狱。沙佩尔和鲍威尔在羁押多日之后被驱逐出境，他们跑到伦敦去。现在，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了。魏特林留在巴黎，集合拆散的盟员。从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少数报道中我们知道，他是通过许多集会和通过与手艺工人的个别谈话来达到集合盟员的目的的，在那些集会上，他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是，针对工人的恐怖暴行，加重了他的革命活动的困难。1840年复，他曾到瑞士去作短期的居留，考察在那里的工人联合会里有无进行同盟工作的可能性。海尔曼·艾韦贝克接替巴黎区分部的领导者。
1841年5月，魏特林决定迁移到瑞士去，最初是到日内瓦。在这里和在瓦德省区，1834年成立的“青年德意志”的残余还继续维持着，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对于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里的德国手艺工人有相当的影响。此外，那些追随伟大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学派和宗派的思想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傅立叶主义者。在洛桑、日内瓦以及其他较大的城市，有一些书店和印刷社在推销拉霍蒂埃和卡贝的著作，以及后者办的期刊《人民报》①。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已经著名之后，甚至受到瑞士科学院的聘任。孔西得朗举行一些很受欢迎的讲座，并且由此获得许多新的信徒，从而有可能创立了傅立叶主义者的期刊《侦察兵》。此外，还有人试图在卡维和洛内之间的海角上建立一个共产自治村。
①这是卡贝在1833—1835年期间办的一个周刊。1841年复刊后改名《1841年人民报》。——中译本编者
魏特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西蒙·施米特、奥古斯特·贝克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以及两个丹麦人彼得逊和克里斯田生，按照惯用的战术，决定在现有工人教育协会里建立同盟的小组和食堂。当然也要在其他的城市里创立新的协会。与“青年德意志”的人相反，他号召公开地进行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以便从迄今的宗派主义中解脱出来。魏特林解释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看一看年轻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不是配得上它的伟大目标，好使那些胆怯的外交官、市长和商人们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说的喧嚷，如同船工们习惯于波涛澎湃的声音一样。”①这种做法不无成效，到1841年底，在日内瓦、洛桑、威维和摩尔西等地成立了许多食堂，虽然大多数未能持久，但是对于该地手艺工人的组织有所帮助。同时，魏特林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