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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书谈起
敝大作《蛇腰集》出版问世后,大概读者老爷恤老怜贫,坚决的要救济爬格子动物,所以初版二版,只不过半月光景,就销售一空。呜呼,对爬格子动物而言,最大的实惠莫过于买他一本书,自己所费寥寥无几,而收效之大,简直比一顿痛揍还能使之提神。无法表达谢意,就在此用我老人家的玉音呐喊一声,恭祝各位读者老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不过,却因为我阁下于三月七日在《自立晚报》上刊了一则没头没脑的小启,而隆重的坐了蜡烛。该则小启曰:「《蛇腰集》赠书,当于十二日前由邮奉上,可是有些先生信上没有署名,或没有写地址,就请再来一函告知,即行补寄。」
这则小启刊出,最初两天,就接到三、四百封大函,心中一急,就又在三月十二日该报,再登了个小启,文曰:「《蛇腰集》赠书,两天中就接了三、四百封索书的信,我想是弄错啦,盖去年(一九六六)七、八月间,敝大作中断,有些读者老爷给报馆或柏杨先生来函致意,只是敬赠这几位朋友,聊表感谢关切之情,不是在天女散花也。这么大的数目,我老人家只有上大街卖裤子矣,乞谅乞谅。」大概仍没说清楚,或者读者老爷太忙,没看清楚,所以到现在为止,赐下的大函更多,堆在我可敬的桌子上,声势咄咄逼人(柏杨先生如果穷极生疯,请捐几文买件棉袄,能蒙如此不耻下问就好啦),心中就更急,必须赶紧说个明白,否则这蜡烛又尖又硬,坐既坐不下,不坐又拔不出。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一九六六)七月初,敝大作被大家伙搞断了四、五月之久,到了十一月中旬才复活。中断期间,有些读者老爷写信给台北《自立晚报》,有些读者老爷写信给柏杨先生,质问为啥没啦,并有些读者老爷还要一个肯定答覆,如果以后真的永远没啦,他就停报。这种爱护关心,每一信都引起一次激动,无以为报,就于敝大作复活后,在十一月十九日《自立晚报》上恭而写曰:「凡是有地址而又署了名的读者老爷的大函,我都一一保存,最近打算出一本集子,届时当自作多情,签名奉赠,聊表寸心。」
转眼之间,《蛇腰集》出版,虽然有点后悔当初怎么鬼迷了心,乱开支票,但既没经过大脑,把大话说出,也就只好一一咬牙兑现。可是仍有六、七十封信,有地址不详的焉,有根本没有地址的焉,有连个姓名都没有,只写「一读者」的焉(我平生最反对「一读者」,盖受捧之时,固不知何处来的米汤。挨打之时,亦不知何处来的一拳也),这些朋友虽不望报,我却是非赠书赠个彻底不可,否则就得肚子更胀,所以乃于三月七日刊出该没头没脑之小启,希望这几位朋友指示迷津,就好奉上。
这是该第一个小启刊出的原因,柏杨先生妙笔生花,说啥都说得清清楚楚,却在这上越说越糊涂,大概是天亡我也。
一方面是我没说清楚,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间相隔遥远,写信关心的朋友早已忘光,而柏杨先生的尊脑里却一直沸腾(人作了亏心事,往往有这种现象),因之误认为写信关心的朋友也会念念不忘。等到「小启」出来后,读者老爷一瞧,糟老头真是慷慨激昂呀,就顺水推舟,写上一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柏杨先生遂自己摆个蜡烛,而自己猛坐矣。
刚才计算一下,索取赠书的大函(连明信片在内)共六百四十六封,如一一奉上,要四、五千元之钜,仅只邮费一项,就需三、四百元,还不如喝巴拉松,实在是赠不起。国际公法都承认「时势变迁」条款的,那就是说,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不履行诺言,也可原谅。柏杨先生还没有严重到提起裤子不认账的程度,不过既没把话说清楚,只好把国际公法搞出来,唬各位一唬。也罢,凡在今天之前,附有信封,又贴有邮票的读者老爷,仍忍痛照寄,收到后务必看我老人家可怜的心脏份上,找个机会,能报就报。
一位署名「松柏顿」先生的读者老爷(我想他可能在「顿」字下忘了写一个「首」字,但不敢确定),对我老人家连日来歌自己功、颂自己德的大作,颇起反感,本拟照抄于后,但松柏顿先生似乎是一条硫磺虫,不能上他的洋当。所以仍提他的缘故,仅只想对硫磺虫加以研究,盖硫磺虫是硫磺矿的产物,其特征是化一个名或捏一个名(情急的也可能用真名),不谈问题,专门往被斗家伙私生活里钻,揭起被窝教世人看看他屁股上有颗痣呀。君不见台北《联合报》日本特派员司马桑敦先生最近的遭遇乎,司马桑敦先生原名王光逖,硫磺虫不直对司马桑敦,却直对王光逖,这已经不够意思;更不够意思的是,还说王光逖先生是共产党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女士的弟弟。这种话除了充满了浓厚的硫磺,要借刀杀人外,实在跟主题无关。
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型的问题,吾友巴尔札克先生曰:「女人爱我们的时候,宽容我们的一切,甚至我们的过错。当她们不爱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什么都瞧不起,甚至我们的德行。」巴公真是知道女人的男人,女人爱你阁下的时候,两眼黑漆,你的啥缺点她都看不见。可是当她一旦变了心,不爱你啦,她的两眼就像装了雷达,你一举一动她都明察秋毫,而且该雷达又是用哈哈镜做的,你就变了模样,任凭你再好,她瞧着也不顺眼。
硫磺虫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冷眼观察──当然啦,贵阁下如果霉星高照,太太焉或女朋友焉一旦把你甩掉,还可以亲身体验。当她爱你时,你虽然穷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硬是不要来路不明的钱,她准说你有个性、有操守、有气节、有骨头,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可是等她决心远走高飞时,她越看你就越像阿木林,认为你自命不凡,冥顽不灵,脑如顽石,你这种人要有前途,她的姓就倒过来写。
硫磺虫有同样的这种气质,我们可套言之曰:「当他要斗臭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对那个人什么都加以曲解、侮辱,甚至那人的德行。」三○年代的文坛上,凡是不听从凭摆布的作家,全都被斗得臭而不可闻也。结果都被赶到共产党网里,被他们把口一收,拖着就走。
──写到这里,想起鲁迅先生,他阁下就是在周扬先生率领鱼兵虾将要斗臭他的时候死的,危哉。不过这种伟大的遗志,自有同类型的硫磺虫继承。台湾不就有人英勇而上,也打算完成未竟之功,斗臭鲁迅先生乎?凡名满天下者,谤一定随之,一个人必须有不怕斗臭的挺劲,才能唤醒灵性。有些人小心过度,捧着屁股过河,唯恐怕该屁股掉到水里捞不出来,那么他就只好良心一横,转为保镳护院。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传播工具花样繁多,每一位读者老爷,对他阅读的作品,应该都有判断的能力,啥是「骂」?啥是「抨击」?啥是「斗臭」?又啥是「说理」?如果「骂」和「抨击」混淆不清,「斗臭」和「说理」化合为一,那只有伸出鼻子,让硫磺虫牵着走。
──以「骂」为例吧,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不过越来越滑,假装不知道罢啦),但军阀时代以及更前的时代,却颇为风行。吾友李鸿章先生和冯焕章先生,就颇为喜欢念这个经,凡是被他客客气气,待若祖宗的,一转身就会踢个嘴啃地;而凡是被他痛骂一顿的,准可升官。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电影镜头就层出不穷,君不闻某些小家伙乎,刚从大家伙那里出来,见人就用一种唯怕别人不相信的声调喊曰:「刚才被骂惨啦!」「嗨,又挨了一顿骂!」非他无耻也,乃「打是亲,骂是恩」,表示该大小二家伙之间,已到了家臣程度。虽被「干了老母」,照样喜形于色。其他连挨骂都挨不上的朋友,就知道关系已经淡啦。
这种误解使人眼花撩乱。于是乎,明明是抨击,却被当成了「骂」;明明是「斗臭」,却被当成了说理,如果读者老爷都发挥起判断力,则硫磺虫就英雄无用武之地矣。
上星期一的电视《影城疑云》,题名已忘之矣,演出一个女明星的故事,该女明星以黄花闺女的身份,跟某大亨订了婚(这里说明一点,她倒是真爱他的),经报纸一嚷,一个小伙找上门来,该小伙竟是她的合法丈夫,她每星期寄给他七十五元美金,买他守口如瓶。七十五元美金合三千元中国钱,呜呼,这就等于一个月一万二千元,柏杨先生如果有这么一个长期饭票,不教我开口我就不开口,可是这就没有电视好看啦。该小伙一听说太太跟大亨订了婚,食指大动,开价五万元美金,给钱就离婚。女明星拿不出这么大数目,该小伙就搬到她豪华的花园洋房里住,对外说是她的「保镳」,虽不同床,可是他却寸步不离,对任何来访的客人都摆出一副流氓嘴脸,一律挡驾,他的目的就是要逼着那位女明星受不了, 早日拿出买路钱。
也是合当有事,那一天,一位「屎橛杂志」的主编先生登门拜访,小伙把他结实的身子堵住大门,说女明星不见客,事实上该女明星最喜欢跟记者们打交道。屎橛大王大惊曰:「这简直不像是她啦。」但不像也不行,仍被轰出大门。他阁下一不做,二不休,趁人不备,就从后窗爬进去,左翻右翻,翻出了该小伙的长期饭票──那张跟女明星的结婚证书。大喜过望,偷了就跑。
接下来的镜头是大亨上场,他已经知道了他未婚妻的底蕴,也知道该保镳是她的现任丈夫,更知道那张结婚证书落到谁手里,但他也确实爱她。就去找该屎橛大王,找的结果跟《影城疑云》的第一男主角白莱先生也去找的结果一样──那就是,没有结果。屎橛大王一定要发表,他曰:「没有办法,读者喜欢这一类的文章。即令这文章毁灭了一个人,甚至毁灭了一个家庭,也木法度。」
弄到后来,那位现任丈夫的小伙因失去了长期饭票,急得发狂(不但五万元没啦,他妻子对他恨入骨髓,连每星期七十五元也没啦),也找上门来,小伙凶恶成性,不管那一套,照着屎橛大王一枪,要了他的尊命。
社会上这一类的故事太多啦,我们只不过借眼前的例子,说明人们的心理,都是喜欢别人被斗臭,喜欢别人丢人砸锅的事情被暴露,尤其是喜欢看看有名气的人屁股上的痣的也。
厨川白村先生曾对这种狗吃屎心理,加以分析,他曰:「人们所以希望看到别人隐私,因为别人暴露了他自己幸而没有暴露出来的罪恶。」大家都偷东西,但你偷东西的事宣扬开啦,人人皆知,而柏杨先生偷东西的事,却是世间第一等伟大的秘密,我就会非常快乐,因为我就可以痛骂你这个家伙简直是下三滥,而掩盖我老人家也是下三滥也。
以美国人现代观念之高,还免不了有这种毛病,可看出这种毛病的严重,但这也正是我们应努力之处、应超越之处。
开揍
最近社会上揍记者的风气很是盛行,佳音频传,国人无不吃惊,认为这算啥话,我们是民主社会呀。但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