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老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份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利自私，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有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作顺调份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酱成殭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纂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汁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份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吴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挑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曰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佑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曰董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机不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份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篇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份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的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戍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就连人情味都看不到，而只看到了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邪说
刚才接到袁晴晖先生大函，说看了敝大作〈非人也〉，非常感慨，曰：「在这个非人社会，该段可对那些满口讲道德说仁义，而行为盗跖之伪君子，作一当头棒喝。」拜读之后，浑身舒服。不过有一点却提出异议的，那就是当头棒喝问题，袁先生恐怕误矣，一个人在酱缸里酱得久啦，任何属于灵性的当头棒喝，他都不在乎，打到他头上就像打到南墙上，虽有响声，却如春风吹驴耳，他不但茫然如故，如果爱之心切，用劲过大，恐怕反而会把自己的虎口震裂。必须换一个富贵功名的当头棒，才能其效如神。好比说，他再随地吐痰就教他「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他立刻就会不吐，而且其尊嘴之现代化，用猪八戒先生的五齿钯都掏不出一滴唾沫。
袁先生信上又曰：「常见有些小姐太太，大雨中路滑，撑着伞，穿着高跟鞋，偶不小心，一个两脚朝天，或且弄破衣裤，则路人拍掌，呵呵大笑。我自少年到老年，曾亲眼看见几次，可谓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冷酷之极。一些伪善者在中国数千年伟大陈年酱缸中，有酸腐臭酒味，自我陶醉，还发明外国人重公德，中国人重私德之邪说。我认为『仁』者，从二人，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如既无同情心，又无公德心，则可谓非人也，无论自己私德如何配合天地，都是社会败类，不配称做人，盖公德私德岂可分乎？」
袁先生此论，我老人家又有异议啦，盖袁先生称有人发明「外国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