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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奥地利无兵可增，依旧是“掌旗兵”，分别为50人和53人。
军队组织好了，接着就是谁当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经过没日没夜的明争暗斗之后，最终德国人争取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但是，直到联军已经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态，因为法、德之间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战败，向德国人赔偿了近五十亿法郎，还割让了领土，即使此时共同去“救援”他们共同的国人，法国人与德国人仍是不共戴天。
1900年8月1日，组成联军的八个国家的军事指挥官确定：联军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为8月4日下午3时。联军总兵力3万人，其中1万人驻守天津，2万人向北京进发。具体的行军序列是：先头部队分三路前进，日本人为左翼，英国人为右翼，美国人为中路，其他国家的军队随后。
日、美、英三国军队组成的先头部队的兵力为：14050人，49门火炮。
俄、法、意、奥军队的兵力为5650人，34门火炮。
8月3日，联军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携带一天给养，今夜露营时不许生火做饭。”
天津至北京，陆路137公里。
40年前，英法联军曾沿着这条陆路向帝国的都城前进，一路上用洋枪洋炮对付清军的大刀马队，整整走了一个月。而今，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手拿洋枪洋炮的帝国军队正等待着他们。
1900年8月4日凌晨2时，联军部队开拔。
联军官兵对开拔甚不满意，因为“一切都是匆忙的，没有军乐声，甚至没有吹号。”
史称的“八国联军”，实际上是“七国联军”，因为德国人最终决定等增兵到达之后自己再前进。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杂种杂牌军。各种肤色、各式军装、各自语言的口令，而且没有明确的总司令，谁也不想听从谁的指挥。
从在异国的国土上攻打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的都城这一军事举动上看，联军的行为近乎不可思议。他们不但兵力少得可怜，军事指挥和部署也混乱不堪，于是，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联军向帝国都城北京的进发都像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自杀行为。
中华帝国北方盛夏的夜色依旧暑气蒸腾，还没有正式行军，所有联军官兵的军服已经被汗水湿透。这些来自异国的官兵们望着黑沉沉的前方之路，都心情忐忑地祈祷万能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够活着回来。
晒仪仗和玩电报
联军刚出发就下雨了，这是帝国北方夏季突然而来的豪雨。天像漏了一般大水倾泻，顿时四野混沌，汪洋一片。在运河两岸泥泞的道路上，骡马拉着沉重的炮车吱扭扭地艰难移动，联军官兵们在雷电交加之中简直喘不过气来。军靴由于裹满了泥浆而越发沉重，开始是热汗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后来就突然感到寒冷了起来。前方是弯弯曲曲似乎没有尽头的乡村土路和铅色的天空，雨鞭抽打在茂密的庄稼上，嘈杂的声音和枪支马刀的磕碰声单调而沉闷。日落时分，雨停了，指挥官计算了一下，这一天仅仅前进了六公里。
这里距离阻挡在联军进军道路上的第一个军事目标北仓还有六公里。夜间不敢再前进，于是宿营。
联军指挥官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运河左岸的日、英、美军和右岸的俄、法、意、奥军从清军的两面攻击，为主攻部队；中路由俄军上校凯列尔指挥，配属一个俄军炮兵连和两个步兵连以及法军的一个野炮连突出在前，为佯攻部队。攻击计划做得果断干脆，这得益于联军对将要攻击的北仓的军事情报的掌握。和联军指挥官们坐在一起开会的，还有好几个中国人，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教民，在联军向北京的攻击行动中充当联军的军事侦察员和情报员。这几个中国人已经在联军的前面转了好几天了，他们穿的是当地百姓的衣服或者义和团的服装，清军在那个叫做北仓的地方修筑的所有防线对他们来讲已经烂熟于心。
北仓，运河北岸的一个小镇，官粮漕运线上的一个大储粮站，也是帝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所在地。小镇南北长约一华里，东西宽半华里，居民两千多户。居民们早已经跑光了，因为数天前他们就发现帝国的军队开始在这里修筑工事。帝国的工事基本上是沿着铁路修筑的，依托着军火库旁边的土堤，曲折蜿蜒，绵延数里。工事的不同地段上，部署了口径不同的大炮，炮兵进行了试射，制定了严密的火力覆盖方案。由于依托军火库，弹药充分，同时，阻击防线的正面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基本没有让攻击方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至少在军事理论上说，这是一个理想的阻击阵地。
在这里防守的帝国军队是马玉昆部，兵力约八千人，另有少数聂军余部协助防御。当然，还有时而铺天盖地，时而踪影全无，人数从来令人捉摸不定的义和团们。
联军计划中的攻击时间是在黎明时分。
黎明来临前，各国官兵们都在极端的疲惫中睡着。只有日本人醒着。
日本人决心不受联军军事计划的约束，要单独干。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不仅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们倚仗着这个民族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独自冲杀，独自牺牲，并且独自占有胜利成果的理想之外，还有一种自卑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强们面前，表现一下日本军人的无畏。
日本指挥官山口素臣把部下集合起来宣布：立即攻击。以“显示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
又下起了雨，是腻人的蒙蒙细雨。泥泞之中，日军无声息地出发了，兵力是8000人，和正面阻击的清军兵力基本相当。
4时20分，日军接近了清军的一线阻击阵地。随着一声枪响，双方顿时陷入混战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帝国士兵使用的大炮是威力强大的德国火炮，手中拿的是性能优良的步枪，因此日军的冲击队形立即混乱起来。日本士兵的白色军装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显眼，成为帝国士兵瞄准射击的醒目的靶子。日本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出尖利的惨叫声栽倒在泥水里。但是，“一个人倒下去，马上就又三个人填补上来”。
帝国军队的统领叫周鼎臣，他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日军不怕死亡的拼死冲击的情形令他回忆起甲午年间和日本人的战斗。和他一块产生联想的还有那些军官和老兵。那时日本人这种前赴后继的冲锋，给帝国的军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东洋兵在打仗的时候，除了死亡就是胜利，他们没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西洋人是“鬼”，而东洋人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可怕。
双方士兵终于扭打在了一起。刚把一群日本兵赶了下去，又一群冲了上来。两个小时之后，东方显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线前沿的泥泞之中，散布着二百多具帝国士兵和一百多具日本士兵的尸体。这时，日军后方的支援火炮密集起来：英军和美军的炮兵连也加入了战斗。于是战局开始逐渐明朗。联军的随军记者记载：密集的炮火开始把清军“驱赶出他们的战壕”，日军开始再一次大规模的冲击，“日本兵有的被击毙，有的受伤。一个士兵一边跑步一边射击，几秒钟后，他摇摇晃晃地，显然受了致命伤。他的同伴停下，搀扶他一会儿，但他还是倒下了，死在了他的战友身边。”（宝夏礼《津京蒙难记》，杨恩慎译，载《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北仓阻击阵地的第一道防线被日军突破。周鼎臣带领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线。
这时，各国联军按计划开始了总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开始行动了，但他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前进。由于怕踩上地雷，他们在庄稼地里走，但庄稼地里更加泥泞不堪，他们前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等他们接近前沿的时候，发现前沿阵地上已经飘荡起湿漉漉的日本国旗了。
帝国军队第二道防线的阻击是顽强的。没有理由说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存在多大的差距，而且，至少在统一指挥上，帝国的阻击部队占据着优势。直到目前，进攻的依旧是日本一国的军队，虽然他们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在很长的防线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击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旷野之中，除了决死前进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对日本兵心存恐惧的帝国官兵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攻击，甚至在局部上，帝国士兵还组织了反冲击。从那一刻看来，联军的进军至少要被阻止在这里了。
但是，一线铺开的帝国防守部队严重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常识：自己的侧翼是否安全。帝国军队可以说刚从一线进攻和一线防守的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中醒悟过来，这种醒悟来源于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战术的军事学堂。但是，外国教官也许没有认真地上课，或者，帝国的军官没有认真地听讲。在北仓这处真正的战场上，当帝国防线的背后响起日本人的冲杀声时，整个一线排开的防线骤然动摇。防线上的清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冲击的日本士兵和这些士兵后面的炮兵阵地上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也许帝国的陆军与大沽口炮台上的炮兵一样放心于“身后是自己的土地”的想法。当上千日军沿着防线的边缘绕了五华里之远，快速迂回到帝国防线的侧后时，帝国军队阻击防线的厄运降临了。
当日军从一座被帝国军队掩护撤退的机枪严密封锁的小桥上终于冲过去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数顶帐篷、几面飘扬的大旗和摆成一片的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们知道他们的第一仗胜利了，因为他们占领了清军在北仓的指挥部。
这是1900年8月6日上午9时。从日本人开始打响攻击的第一枪算起，直到帝国军队丢失北仓防线，战斗持续时间是六个小时。
70名活着的帝国士兵被俘，当即全部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
联军伤亡332人，其中日本人为301人。
没有帝国官兵伤亡的统计数字。帝国残余部队退往杨村。
根据日本指挥官得到的报告，“中国军队在正前方，6门大炮，12面战旗，估计有六千多人。”
在这撤退了的六千帝国官兵中，众官兵护卫着一位帝国大员，他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日本人兴奋之余，很生气。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才看见美国兵出现，这些美国人说“他们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北仓在哪里。”——枪炮声在北仓阵地持续了数小时，岂有找不到的道理？突然，一伙属于英军的骑兵——全是些孟加拉人——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他们大叫：“中国人在哪儿？”其实日本人知道，刚才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伙人一直藏在庄稼地里没敢露面。
孟加拉人还在往前冲，日本人朝他们的马屁股开了几炮。结果，这伙骑兵真的“接敌”了，他们和侧翼的俄国兵不明不白地打了起来，等弄清楚情况之后停火时，双方都出现了伤亡。
日本人的胜利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各国的风凉话让他们更加愤恨。有的指责他们不服从统一指挥，有说他们是想战后得到更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