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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对策，帝国政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平息义和团运动，与洋人和平解决争端；要么全面支持义和团，并动用全国的武装力量，向洋人宣战。
所有的帝国官员都已经从慈禧前几天说的话中揣摩过她的态度了。慈禧说：
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事变之后，实逼出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料也……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说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最后的神话》，张建伟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31页。）
慈禧的意思很明确：全面备战，准备打仗；一旦开战，不准言和。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在这样的局势下，这就等于大清帝国要对洋人宣战了。
然而，仅过数月，千方百计低三下四地要和洋人们“议和”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慈禧。
至少现在，帝国的所有官员都隐约地感觉到，与洋人们的一战也许不可避免了。
会议开始，“群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光绪皇帝和慈禧并排坐在正中。自戊戌变法以来，关于“帝党”和“后党”的明争暗斗满朝议论，然后又充斥宫外的街巷。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很难说眼前这跪满殿里殿外的官员哪一个是皇帝的人，哪一个是太后的人。但是，就对局势的看法而言，皇帝和太后依旧水火不容。
会议出人意料地由光绪皇帝的开口而开始了。这是自戊戌以来，大臣们第一次听见皇帝面对群臣如此大声说话。史书对此记载道：“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政事，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页。）
皇帝说：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
这是一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因为涉及给义和团的定性。
话音缭绕，没人应声。
要说“帝党”，依旧存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从后面跪行上前，说：“臣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
刘永亨的话音未落，一个粗莽的声音陡然响起：“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
出此言者是载漪。
刘永亨害怕了，没敢再说下去。
除了这个儿子已经被立为皇储的端郡王，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御前如此张扬喧哗。慈禧不但没有呵斥他，而且她的反应令官员们心里更加没底了，皇家的记载是：“太后默然。”
跪在殿门外的太常寺卿袁昶大声喊：“臣袁昶有话上奏！”
这个袁昶，没过多久就被载漪杀了，当然是慈禧批准的。现在他无法知道自己的下场，或者他虽有所预感，但是话还是要说。他发言时情绪甚是激动，以至“声振殿瓦”：“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慈禧立即打断了袁昶的话：“法术不足恃，启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今日京城有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
官员们开始小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以想像所有的意见会是多么的模棱两可，结果只能是虽议论纷纷但莫衷一是。
慈禧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安抚乱民；二、命侍郎那桐、徐景澄立即去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杨村与联军司令西摩尔交涉，让洋人们不要派军队来北京。然后，“挥群臣出”。
御前会议没有解决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目前帝国一切问题的要害。
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和侍读学士恽毓鼎四个汉族官员对慈禧依旧偏袒义和团感到失望——“会议未得要旨，乱且未已。”于是他们有意走在群臣的最后，然后回头重新跪在光绪和慈禧面前：“臣等尚有言。”
张亨嘉首先表示，义和团要坚决灭除，灭除的办法很简单，杀几个就行。朱祖谋是个胆大包天的汉官，竟然质问起慈禧来，他说，太后既然相信义和团乱民可以灭洋，但不知太后准备依靠谁来完成这个任务？慈禧说，我依靠的是董福祥。朱祖谋说：“福祥无赖，万不可用！”慈禧大怒而色变，厉声问：“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请其可者！？”朱祖谋一下子说不出来。这时，恽毓鼎说，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弹压乱民。曾广汉接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
荣禄在场，感觉到应该立即结束这样的对话了，于是开口说，已经准备调袁世凯进京了。
四个汉官觉得该说的说出来了，于是磕头出门。
慈禧“犹怒目送之”。
御前会议史料汇集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罗敦融《庚子国变记》等。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统一帝国政府的立场，更没有制定出任何应急措施。
那个被慈禧派出去和洋人谈判的许景澄刚出北京城门，轿子就被义和团拦截，几个农民把他从轿子里拽了出来。义和团杀人的时候有个仪式，点燃一张写有咒语的纸，观看纸灰飘起来的形状，如果形状不对，杀。至于什么形状属于不杀的，解释权在义和团方面。许景澄，这个肩负帝国政府使命的高官，此刻被捆在树干上，脸色苍白地看着纸灰如何飘荡。
他被释放了。
他暂时没掉脑袋完全是侥幸。
整个帝国是否能够如此侥幸，就很难说了。
大沽口炮台和中国奸细
从中华帝国的版图上看，天津附近的海岸是帝国国防最紧要的战略地，因为这里的海岸与帝国都城的直线距离仅仅150公里。
帝国已经被这个地理现实折磨得患了神经衰弱：在此之前的50年间，外国军队在这里登陆并且直捣帝国都城的严重事件，已经发生过三次。而更令人担心的现实是，外国军队三次入侵，帝国的正规军没有一次阻击成功。
那是一段景色荒凉的海岸。渤海湾被南北两个半岛围成一片浅浅的海域，浑浊的海水深深地浸入大陆。一条叫做海河的河流流经这里入海。从这里乘船逆海河而上，很快捷地就可到达华北的重要城市天津。海河的入海口叫大沽口。
大沽口，帝国的门户。
大沽的防卫设施自明朝即开始建造，几度兴衰，至1900年，这里已经建成由四座炮台组成的防御体系。这四座炮台分别建造于海河入海口的两岸，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的各种口径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性能优良，技术先进，弹药充足。海面上的任何目标，只要进入帝国海岸炮兵的视野，立即就会变成射击诸元，四座炮台上的大炮将从各个角度编织出足以令任何入侵舰只魂飞魄散的火网。帝国的炮口所指的海面上，游弋的是帝国最精良的北洋水师舰队，在“海容”号巡洋舰的率领下，驱逐舰、鱼雷艇门类齐全，保养良好，时刻处在战备状态。长年驻守炮台的帝国官兵达三千多人，距离炮台后方数十里，便有帝国陆军主力部队的遥相呼应，只要海岸告急，陆军便能够迅速地给予增援。
至少在那个时代，帝国的大沽口要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军事堡垒之一。
法国人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出海口的戒备会有这么夸张而富有挑衅意味——沿着流着污水的可怕的白河两岸，像这样的炮台，简直是对峙平列着，看上一眼便给人一种险恶和恐怖的感觉。这海口的周遭虽然糜烂至甚，但看那布置，显然是占着第一等重要的形式，是通向中国繁华城市天津和北京的要冲。”（（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见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一版。）
6月10日，云集在渤海海面上的各国海军和北京的公使们失去了联系。6月14日，他们又和正向北京方向进发的西摩尔的联军失去了联系。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里和海面上英国“露西亚”号军舰的甲板上，同时在猜疑、惶恐的气氛中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是否立即强行夺取大沽口？是否要“占领这个国家”？
领事们的辩论分成明显的两派，即“缓占派”和“速占派”。“缓占派”们主张最好使用和平的方式，至少暂缓动用武力，因为一旦开战的话，“等于宣布了每个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的死刑”。而“速占派”的观点是，现在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个类型：传教士、西摩尔的联军、北京的外国侨民和天津的外国侨民。如果延迟行动的话，就无法为西摩尔的联军打开通路，更无法“代替帝国政府”围剿义和团，那么这四种人必会遭遇灭顶之灾——“不夺大沽，等于自杀！”
“露西亚”号军舰上的海军军官们，观点出奇地一致。1900年6月16日，在帝国的皇太后召集政府官员们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的那一天，虽然帝国的政府会议什么决定也没有做出，但各国海军军官们的会议很快就有了结果。“露西亚”号军舰甲板会议的最后记录是：
自动乱开始以来，联军各国已经派遣分队登陆，以保护其侨民及外交使团，对付通称义和团的叛乱，并未受到阻挡。起初，清朝当局似乎还了解到他们的义务，并做出明显的努力，企图恢复秩序。但是，现在，他们调集军队到铁路线上，并且在白河口布雷，明显地表现了对外国人的敌人的同情，此种行动表明清政府已忘记其对外国人的庄严协定。由于联军各国司令官有必要和登陆的分队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决定通过协商或武力暂时占领大沽炮台，规定将炮台交付联军的最后期限为17日凌晨2时整，并将此项决定通知驻津总督与炮台司令官。（（英）派伦：《天津海关一八九二年～一九一年十年调查报告书》，许逸凡译。）
这是一个最后通牒。从送达的目标上看，各国军队宣布的交战对象已经不仅仅包括了大沽口炮台上的帝国守军，而且包括了帝国的一级政府——驻天津的直隶总督。
帝国大沽炮台守军司令罗荣光，现年66岁，字耀庭，湖南乾州厅（今吉首市）人。咸丰初年以武童投效曾国藩，参加帝国政府军与太平天国农民军的战斗，并以作战勇敢而屡屡得到升迁。他曾经是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帝国“常胜军”中的军官，先升把总，赏蓝翎，再升守备，赏花翎。1864年在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的率领下攻打太平军占领的常州，他“率先登城，手刃太平军将士数人，”因此升为副将。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平息后，他又参加了围剿捻军的战斗，依旧勇猛异常，升为记名提督，赏头品顶戴。1881年，受李鸿章之命，他在大沽创立水雷营，训练帝国海防官兵，因巩固帝国海防有功，升天津镇总兵。不久前，他又接到升迁的命令，被授予喀什葛尔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