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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三百七十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两千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三百呎，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干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十二吋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十二吋弹一百九十七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十五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八十余人，器械尽毁。伊东佑亨被迫另换旗舰。此十二吋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四百八十二弹。有五十八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靓号被我围攻，独中二十二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清，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百分之十五。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百分之十。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
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五时半，我十二吋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瞻鼓浪追之数浬，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
——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忧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傅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四期 第四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第四章 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和两次大“变法”——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和由邓小平领导的“小平变法”。粗浅的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着，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更不见，小平变法时，邓公小平既做光绪、又做慈禧；当了儿子、再当妈妈。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又逼走胡赵。力主“开放”、又要“坚持”；坚持坚不了、开放又放不出……，结果弄得圣母老太后，真烦死人也；也矛盾死人也么哥！读者贤达：您以为在下有欠忠厚。不能替邓老分忧，还在一旁讲风凉话哉？非也。在目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老邓在搞些啥子。邓老本人固亦不尽知也。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今且放下小平不谈；谈谈一百年前的康梁。
首先看看“社会转型”说
笔者落笔至此，适逢电视报导，当今世界上位列第二位的超级强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一枪未响、无声无臭的情况之下，寿终正寝。这真是人类文明八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怪事和大事。怪不得《纽约时报》以跨栏的头条新闻报导刊载之。但这头条新闻，在读者眼光中却远没有同一天副版上，甘乃迪参议员的外甥史密斯少爷的强奸案之紧张刺激，读者如云。
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祖国也。苏帝死得如此窝囊，连累得马克思也显得脸上无光。相形之下，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史密斯老先生却童颜鹤发、老而不死，神气活现起来。真的，那一度曾与成吉思汗同其威风的老马，现在居然虎落平阳，连甘乃廸的一个好色的小孙子也不如哉？在我们授世界史的教员看起来，此话言之过早也。
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也有若干独到之处，不可一竿子打翻。马派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五个“阶段”前进的，而每一阶段则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型态”。在这五个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嬗递前进之时，两个阶段之间，前后两个型态的转换，就“必然”有个“转型期”。既然历史的发展和转型是个“必然”的程序，干嘛又要去“闹革命”、“搞阶级斗争”呢，马家的门徒说，闹革命、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缩短这个必然发生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现象如任其自然发展，时间可能拖得很长；甚至无限制拖下去。——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便是根据这项学说的推理，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应该以暴力催生，使社会转型于旦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所以马列主义者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列宁如此，毛泽东更下必说了。
当然这种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毛病多着呢！各派史家，根据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对它加以批驳的，可说是汗牛充栋。笔者不学，亦尝追随群贤之末，根据我华族历史发展之经验撰文否定之。本篇不再重复。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瓶颈”
可是马派史学正和其它主要学说一样——如汤恩比的“挑战反应”论、杜威的“实验主义”说，和二次大战后支配联合国主要政策的“经济发展”论等等——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各该派的主要论断，在中国历史上都可找到“左证”。史家对任何一派完全肯定（如大陆上早期对马列学说之绝对认可），或通盘否定，都是错误的。
例如马派史学上的“型态”论，和“转型”说，即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反证了它史分五段的“绝对论”（absolutism）。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千年社会发展的程序里，也的确有过两大“转型期”。——发生在古代的便是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商鞅变法”；发生在现代的便是吾侪及身而见的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近代史阶段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确是如马派史学所说的，那是我国社会发展内因演变的结果。转型是“自动”的。而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序，则是如汤派史学所说的，那是外因“挑战”（challenge）的“反应”（response）。转型的程序是“被动”的。可是等到这“转型期”接近尾声时，朝野双方，不论黑猫白猫，又一切向“钱”看。大家都知道，经济“飞”不起来，则另一个“定型”便无法出现。今日台湾“蒋家政权”的模式已一去不返；而大陆上邓大人却在继续“垂帘听政”，还不是“钱”的关系？等到大陆上也能突破“开发中”（developing）的枷锁，而迈向“已开发”（developed）阶段。海峡两岸一国一制。我们的“转型期”就会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定型”就会出现。这最后一段的发展，便是上述第三、四派史学的重点所在了——不重实际效验、经济搞不上去，你得闭起鸟嘴，啥也没得好说的。回去搞你的独裁专制好也，搞到像斯大林那样的神气，还是不免要鞭尸亡国的。
话说千遍，一语归宗。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便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的现象。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长江通过三峡是滩高水急、渡翻浪滚、险象环生的。在这激流险滩中，摇橹荡舟、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夫舵手，风流人物，触礁灭顶，多的是可歌可泣和可悲可笑的故事……，可是船抵葛洲坝，你远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你就有心平气和，享有无恐惧自由之感了。因此在这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型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康梁师徒在这段历史潮流里所扮演的角色，便是上述三峡中的一叶扁舟里的两个小船夫。在急流险滩之间，风驰电掣，顺流而下，终于触礁沉没——可泣可歌、可悲可笑，如此而已。
且看“皇帝”的慢慢蜕变
可是吾人今日及身而见的一百五十年的转型期中，我们的老旧的社会型态——这个左翼史家一古脑称之为“半封建”的社会型态——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转”掉。就以“皇帝”这项制度来说吧！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虽然没有皇帝了，却多的是“变相皇帝”。朋友，您能说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三公不是“变相皇帝”吗？皇帝爷哪有他们三位的烛裁权力啊！
所以历史的事实己证明“一次革命论”这项理论是错误的。我们的“民国史”上，从洪宪“皇帝”起“转”了七十多年，才“转”出个李登辉“总统”来。因此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转型”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是迂回曲折，进三步退两步，左进右退，上进下退……，有时甚至是干脆立正、向后转，真是花样繁多——但是从远景看来，向前发展的大方向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