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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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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国民党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革命”只是个流产革命,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国民党要继续革命,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革命果实,又被共产党半路窃去,所以国民党还要继续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革命永远不能罢休……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暸。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动的和假冒为善的。算不得是个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反动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民国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革命政党”,都有它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一个大大小小的独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诃,便叫做“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一六八九)。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俄国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独裁专制——远甚于沙皇的独裁专制,到最近的政变流产,和戈尔巴乔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民主多了,虽然他也搞出“天安门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  
  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 哪能“筑堤”呢?“ 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  
  ——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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