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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颜色看看。并在宋的同意之前，擅自向土肥原透露愿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后来又在宋的同意之下，向日本方面作试探性的活动。
自此，宋的私寓天天高朋满座，每日搓十五六圈麻将，似在昏昏然度日。装成胸无大志，已被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汉奸包围。一旦中央通令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宋即倒向日方。
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实业家齐协民惊愕地问宋：喜峰口一战，誉满全国，威望甚高，现在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仁兄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当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仁兄与日本人频繁来往，似是不妥。
自6月19日宋哲元回天津到6月27日二十九军进驻北平，前后不过8天，这是宋哲元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从一个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转折。
6月27日，宋哲元得到肖振瀛从北平打来的电话，得知令二十九军三十七师进驻北平，宋拍案而起几乎掀翻桌子。立即通令冯治安师急行军5小时后到达北平西苑。张家口北平之间120公里，沿途大多土石路并不好走，并要翻越关沟南口等关塞。好在长途急行军是二十九军将士的拿手好戏。几路人马相互比赛，呼着口号，你队争先，我队跑步，4个半小时，就铺天盖地地到达了颐和园门前的西苑。西苑营房，溪边小路，行柳树荫之下，藕池岸边，农舍的场院都站满了气喘吁吁、衣襟湿透的西北军的军人。
平津，是非之地。宋哲元能否运筹帷幄，驾驭得体，是否还会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之类的卖国文书，或是再生长城抗战的局面，后来又怎么爆发卢沟桥事变，下文步步分解。
第四章 宋哲元夹缝求生
且说宋哲元已将二十九军精锐之师三十七师调来北平控制住北平局势，市民如何欢迎宋部驻平不必细讲。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逃回天津。我们前面已提到，大大小小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下面我给您略作介绍。
北平军分会只批准二十九军移防北平，并没有提及天津之事，其实天津情况更为复杂。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万国租界（公共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您可能不懂，引用一段描写闲人的文字供您欣赏：
公元1935年，民国24年……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宋哲元以天津市内经常治安骚扰，形势动荡为由，陆续将张自忠三十八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后，又将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固安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与日军相接连的最前线，宋哲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
华北，出奇地平静了20天。武攻以后，必有文备——这是日本式的兵法。
自从中日两国外交升格以后，两国首次互派了大使，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中心议题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的中国三原则，和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我们不妨实录如下：
中国三原则：
（一）中日两国互相尊重对方在国际法上的完全独立；
（二）两国维护真正的友谊；
（三）今后，两国间一切事件，以和平（外交）手段解决。
之后，发生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事件。日方当局顾虑与中国关系趋向紧张。中国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上海与有吉明大使密谈，通告要点如下：
“尽管发生了华北事件，但中日亲善的方针不变，中日提携所必需的原则须有具体规定。在方法上，将华北和中国完全分开……”
唐的通告解除了日方的顾虑，给日本方面吃了定心丸。
广田外相顺水推舟，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一）中国应先彻底取缔排日，并应抛弃倚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