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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老熊要搞体制改革，就要召集个各省代表会，他为之定名曰‘行政会议’，并于二年十一月五日电令各省与蒙藏地方，派遣代表来京参加会议。可是老猿拉到黄牛当马骑，乃改其名曰‘政治会议’，就利用它来搞对他自己需要更急迫的事务了。袁之需要盖有两端。一为缓冲他解散国会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其二便是乘机筹备他自己将来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国会，并乘机‘增修约法’，甚至搞出一部钦定宪法来。
同月二十六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八人正式组成机构加以推动。稍后并特派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加派张国淦为副议长（张是黎元洪的心腹）。十二月十五日，政治会议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开幕了……。这是袁的智囊团（ Thind Tank ）替他设计的御用国会的第一步，也是后来推着他逐渐进入‘新华宫’的第一步。【见同上‘政府公报’】终身大总统也可传子但是这个政治会议虽拥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则只是个咨询机构，是个‘厨房内阁’的扩大。它负责研究出许多政策，提供政府采纳施行。当然同时也可以为总统和政府分谤。它所建议的政策，如停止国会议员之职务（把国会彻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议会和各种地方自治机构等等，政府都欣然采纳施行，无待细述。至于‘增修约法’一条，那就改变了国家根本大法，影响深远了。应稍加解释。择要言之，他们建议另外建立一个‘约法会议’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并草拟一件‘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供政府采纳。政府乃据此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一月二十六日公布实行。一个拥有会员五十七人的‘约法会议’，乃于三月十八日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政府的协助之下，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意志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就于五月一日公布了。
根据这个新的‘根本大法’，国家立法机关采一院制，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完成组织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简言之，袁世凯这个参政院的组织和性质，和国民党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和现在中共的‘人民政协’是大同小异的，你说它是‘花瓶’，无人能够否认，你说他没有政治作用，它也确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只是袁氏这个政协，却代行了一个短期的立法权。除了袁大总统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拟订了数十种，一般国家所需要的正常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都是国民政府时代同样法律的蓝本，对近年来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总统选举法，那就是助纣为虐了。今且抄录一段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二十九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见其要。
第一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以上，并住居国内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第二条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第三条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大总统不特享有终身职，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蒋、毛二公，读史至此，对项城公，该多么羡慕啊！尤其是毛主席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搞大事问江青，谁知江娘娘竟被张耀祠那小子，轻轻松松抓了起来，主席地下有知，岂不要把玻璃棺材踢破了。话说回头，袁大总统有此传妻传子的终身职，应该心满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为着十万元订制的一袭龙袍，甘冒个人生命之险，偏要在三峡里逆水行舟，而终遭灭顶，岂不可悲可叹？下篇再谈谈他底黄粱一梦。（一九九八、八、二十八于新泽西州）帝制酝酿期中的内忧外患袁世凯在赶走了孙文，增修了约法，做上了终身职的大总统之后，其权力在民国史上，毛泽东之前，可说是尚无第二人也。纵是毛氏和他相比，在领土上也还比他少了个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呢（面积约为台湾的五十倍）。但是袁也和毛一样，搞的是‘枪杆出政权’──事实上，他也是我们民国史上枪杆出政权的第一个史例。后来孙中山先生也想如法炮制，可惜他虽然网罗了南北各省，无数小枪杆，到广东来就食，弄得他底广东老乡，怨声载道，哭笑不得，但是他那些烂枪杆，却始终出不了政权。直至他在病榻弥留之际，才遗嘱党人，要‘和平奋斗救中国’。
蒋公介石搞的也是枪杆出政权，可惜被日本小鬼捣了蛋，弄得功亏一篑。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在他个人的功业上，也是在党史和国史上最大的成就，便是他的枪杆居然打出了政权。但是政权既出矣。出了又怎样？毛公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何也？问题就是，他只能以老办法打天下……。毛说共产党的政权是‘军队打的’。但是用军队打天下，非始于毛也。那是有四千年历史的老办法。但是生在现代中国的转型期中，你就不能以‘老办法’治新天下了。老办法不灵了，改用‘新办法’。这一新办法在孙中山辞汇中叫做‘以俄为师’；在毛泽东思想里，则叫做‘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想不到，苏联老大哥这一套，经过八十年的实验，终于被历史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巷子，而毛公本人，基本上又是个自我改变不了的‘封建残余’，因此他对中国二十八年的统治，最后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竟然变成了‘十年浩劫’。这还是邓小平说的。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那就是自‘反右’（一九五七）以后的‘二十年浩劫’（一九五六…一九七六）了。而对绝大多数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包括中共自划的‘贫下中农’，所谓‘倚靠阶级’来说，那简直是‘三十年浩劫’（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在中共政权建国之初，全国老百姓，尤其是‘贫下中农’，对毛泽东主席崇拜之深，期许之切，真是五千年历史上，鲜有先例。谁知道其后三十年，他们，尤其是贫下中农，所身受之浩劫，在世界历史上亦无先例。试问世界史上，哪有一次饿死两千五百万人的前例？他们是不声不响的倒下去了。高官大吏、名流学者，有几个人曾为他们申过一句冤呢？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大像，如今仍傲视全球，有几个人知道，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犯呢？……目前江、朱二公，终日栖栖遑遑，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谋统一，吾人稽首海外，仰望高风，其是弹冠相庆，但是天安门上这宗历史大黑锅，不设法清除，怎能奢言民族一统呢？试看美国的柯林顿大总统，为着点偷鸡摸狗的小事，还要向全国人民道歉请罪，毛主席的如斯恶政，怎能在历史上不结个账就算了呢？……事实上，这些历史问题不加解决，我们的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是不会完成的。历史三峡是出不去的。作为国家民族的领导者，面对这些历史问题，要有原则，有方案，来慢慢的、彻底的加以解决。以慰死者，以安生者才好。鸵鸟政策总归是行不通的。
搞个人独裁，中山且不能免
拙作本篇原是专谈民国初年袁大总统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凭空把毛主席也拖出来陪斩一番呢？这就是我们后辈史家所享有的时代特权了。我们可以搞‘比较史学’嘛。市场经济叫做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也要把类似的史例归纳一下，来比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较更正确的结论了。前辈史家像李剑农、郭廷以、范文澜诸先生，都因为时间过早，历史发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无法比较了。
目前国家转型发展的远景，已甚清晰。我们试把近百年来的当国者，和他们的政治行为做点比较研究，便知道，说‘共和政体，不合国情’，并非袁氏一人，孙、蒋、毛、邓皆然也。可是他们对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虽观点互异，却方法雷同。这方法便是‘个人独裁’。自己的党徒，乃至全国人民，要对当领袖的我，‘绝对服从’。在民国史上从袁世凯开始，孙、蒋、毛、邓都是一样的。没啥例外。因此这也可说是，近代中国转型史发展中，正如孕妇之临盆，避免不了的阵痛吧。明乎此，我们对袁、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独裁政权，这个避免不了的恶魔（necessary evil），应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因此我们执笔臧否古人，不能人云亦云，而乱下雌黄。读拙作前篇，便知纵是至圣大贤，如国父孙中山先生者，搞个人独裁，且不能免，况其他跳梁之辈乎？所以不才才斗胆把毛主席也请出来，陪陪袁皇帝。让他们彼此比较、比较，才能对某些个体，作比较突出的评论。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民国史上搞个人独裁的始祖，袁老四个人独裁发展的经过：共和向帝制回潮的过渡体制上面说过袁、孙、蒋、毛、邓的个人独裁，原则相同，而形式互异，袁的独裁究竟是甚么个形式呢？我们要知道，袁是逊清老官僚出身，在他个人所知的政治常识里面，世界各国的国体，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两个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团，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会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地发展出来的。这一形态，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国国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因此认为共和既然不合中国国情，那就只有干脆回头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决不能让溥仪复辟；更不能让那些腐烂而颟顸透顶的‘遗老’随之复位。因此，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凯自己来做皇帝了。这一构想，事实也不限于袁氏自己，当时诚实的劝进者，是不乏其人的，他们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显然也早有称帝的居心。但是从总统回潮变皇帝，不可变之于一夕之间，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办法，先做做假皇帝，搞个过渡和酝酿的时期，一面制造舆论，改变人民心理；一面变更官制，把民国的制度，逐步变成汉唐明清习用的封建老套。庶几他在最后登基时，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废除民国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共和体制的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把内阁各部改为总统直辖，另设颇有封建气息的国务卿，以为总统之佐理。因此国务卿一职，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所设之大学士，和满清雍正以后所设立的军机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万机，而本身却无决策之权。另外各级官员的级别，亦采用古封建的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复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肃官箴，和御史台（改名肃政厅）以纠弹违法官吏。这两项设置，倒不无新意。因为在清末民初，中国在试行现代法制时，向西方引进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与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