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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思想文化领域的障碍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地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地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
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得像个人。
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
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在贫穷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对外国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
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地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具有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
第二部分技术追赶的两类路径
旧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信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以及生产设备几乎都被消耗殆尽，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更是一片空白。
而同一历史时期，日本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是“重工沉没日本沉没”。
第一节 技术追赶的两类路径
技术追赶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组装工业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目前，只有英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基本没有其他工业化国家干扰的前提下，通过类似道路实现了工业化。后进国家还没有走通这条路的先例。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
日本的成长轨迹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在工业中注重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在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件工业，获取收益。
韩国从1970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物资，在没有工业技术积累的前提下进行初级工业化。由于国家比较小，劳动密集型初等工业化不久就占用全部廉价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国家也不得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但是，高附加值生产需要设备和先进物资，而自国的技术储备不足，不得不加深对日本和西方的依赖，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下，韩国的企业利润率日益降低，外汇日趋紧张，最终发生了经济危机。
第二部分二战后的日本重工业复兴
第二节 二战后的日本重工业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独立，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也无法出口技术产品换取物资。
为了从残缺的基础上重新站立起来，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继续以基干产业为重点，压制消费。利用西方单向开放市场的时机，大力发展经济。
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1955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
日本这个时期的增长缘于战前积累的坚实工业基础，如钢铁、机械、航空、造船等，战前已经萌芽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品产业与战后开始发展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均得益于高水平的基干产业。1955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相对要低的多。1955年以后仅五六年间，以工业总量计，日本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
1955年的日本一线生产技术是落后的，因为一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的工业侧重于少数军用品的生产。但由于大工业体系的通用性，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非常强。在这种前提下，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日本这个时期技术的引进非常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技术基础和引进技术，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乘数效应。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不断扩大，但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一直等到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大工业体系的关键点在于纪律性以及相互配合，体现的是集体的成果，个人单打独斗的积极性并没有太大作用。而平等的社会又避免了社会动荡，在压制消费的条件下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积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重化学工业是日本的经济基础，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受到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因大量开支干预经济而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因为长期向没有效益的项目投资而导致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与之相比，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理想中的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第二部分近代中国：造船不如买船
第三节 近代中国：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不如租船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的农业政府满足于土地税和海关税收，几乎没有过任何系统的经济计划，社会资本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自由地追求眼前利润。在劳动力过剩、人才和技术积累为零的条件下，“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绝对的企业指导原则。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经济管制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一战期间（1915—1918年）因西方压力减轻，工业增长率为13。4％，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年由于转向战争体制，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增长率达到11。1％，但造的大多是不能吃不能用毫无经济效益的枪炮军舰。
中日在甲午战争后因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拉开了差距。但此后中国实行了非常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九一八事变”不战而失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日军不到一年就占尽了中国的精华地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仅靠外国部件组装了几架轻型飞机，海军的旗舰都是战前从日本购买的。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同时向中国占领区倾销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