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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研究中国的基干产业，而不怎么去研究GDP？因为在日本人眼里，GDP纯粹是泡沫，各国算法都不相同，且都是靠产经联这棵大树撑着的。中国为了GDP已经走火入魔，房价涨了GDP就来了，外资一来GDP也来了，但本民族的产经联倒了，日本和美国把它的产经联一撤，整个大厦一定会土崩瓦解，民族工业任由外资宰杀。
其实先进民族的标准就一个：有没有经济永动机——产经联，跟眼下的GDP没什么必然联系。只要大工业体系够强，前途完全在自己的手上。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全是刷盘子的角色，关键是别人有意扶持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如何竞争？目前中国刷盘子挣来的钱没有落实到民族的产经联上，资本积累也是无意义的。事实上，中国目前储蓄余额惊人，但经济学家们还是要指望外资来投资，其实指望的是外国产经联的技术和工业物资。
第一部分个人积极性在产经联面前是渺小的
第二节 个人积极性在产经联面前是渺小的
日本的工业革命开始了近百年，所有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都工业化了。人民的危机思想也根深蒂固，无论多少物质财富，只要一场地震全完，所以能够相互配合，不计较暂时的个人恩怨得失，服从整个民族的利益。所以他们能够承受二战战败这种巨大打击。即使现在出现一场大地震，把日本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销毁，只要产经联的人力和组织留下来了，20年后日本又是一条好汉。
但中国却不同，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延续农业时代的思考方式，普通百姓也没有认识到工业时代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总觉得中国地大物博，顺其自然就一定有好结果。这种社会自发产生的经济规律自然注重刺激个人积极性和维护私有产权，但个人积极性只在农业社会才有效，农夫可以早出晚归，多刷几个盘子和多刨几亩地。但在工业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在钢铁面前是渺小的，无论如何也干不过生产的自动机器——产经联。
今天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基干产业腿软。以汽车业为例，虽然近几年产量增加不少，但车体用的钢板普遍来自日本，汽车的发动机及各种关键零部件、汽车用到的各种塑料油漆很多也来自日本，电子产品和生产汽车用的各种工作机也主要来自日本。中国汽车为什么质次价高？根本原因不在于汽车业的组织管理没搞好，而是因为基干产业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都不行。
第三节 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无法形成产经联
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虽然是国家的希望，是国家的精华，但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看，却是没有比较效益的，因为外国已经有更先进的了。只要你愿意自由竞争，外国寡头随时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挤对你。所以彻底的自由贸易是不成的。
另外，建立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投资，长期的人才培训。即使建成后，也没有经济效益的，需要巨额军费和政府采购去维持和提高技术水准，所以私人资本会在基干产业巨大的投资和很少的收益面前却步。
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非但不会建设基干产业，还会严重损害现有的基干产业。为什么？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工业体系的建立，是和普遍的经济规律不相容的，其中的道理很浅显——如果世界大同的话，整个世界只需要一套大工业体系就够了，多了是浪费。当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独立于西方体制以外建立大工业体系时，如果奉行自由竞争原则，自己未成熟的大工业体系肯定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下破产，世界重归于只存在一个大工业体系的状态。
问题是，虽然在理论上世界只需要一个大工业体系，但西方大资本不是慈善家，不会允许落后国家白白分享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利益，除非落后国家用资源和人力来交换。由于这个世界上人力和资源相对大工业体系过剩，争相降价竞争的落后国家换不到多少外汇，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购买力去买先进工业产品，这种相对生产过剩反过来又抑制了发达国家扩大大工业体系的愿望。世界经济就在这种死结中分化为两个世界。拥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发达国家。没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只能是依附型经济。
第一部分“小学文化程度”的主流经济学家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精神”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或者是信仰主流经济学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把“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
第一节 “小学文化程度”的主流经济学家
在我的文章中经常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有人觉得太偏激了。其实这只是我的一种说话风格。我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那些大学教授级的人物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真是那样的话，我也太不自量力了。我认为，经济研究必然涉及与现代工业相关的诸多学科，而在这方面，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与日本的同行有着很大的差距。
我刚开始研究经济时，也经常拜读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大作，总觉得他们的逻辑不通，但错在哪也搞不清。到日本来一看，人家博士水准的经济论文、书籍就是与中国的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其实就一条——数学知识。
小学生只学过算术，学会四则运算，然后做应用题。我小时候解应用题实际很多是经济学问题。如有多少贫农，打了多少粮食，交了多少地租，自己还剩多少。基本上就是此类问题，用算术四则运算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不妨仔细看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文，要么没有用数学，要么用了数学知识也就是四则运算。
有读者提出异议了，说“不对”。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开设了很多高等数学的课程，主流经济学大师还能用高深的数学理论证明制度问题。但问题是这些数学知识与实际的现代工业社会完全没有关系，做出的结论既适合动物世界，也适合农业和手工业时代，总之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所学到的数学知识，不知道如何把数学和庞杂的现代工业体系集合起来。
比如张维迎先生，特别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赏，茅于轼老先生甚至认为张维迎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据说是主流经济学家中间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张维迎在该书的第139页中用数学公式论证出，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某一常数的企业家。张维迎对这个关键命题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曾经叫另一位经济学家张曙光大为激动，说张维迎科学地解释了“有恒产者有恒心”，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先不论他给的公式是否合乎现实（实际也就小学文化程度的算术），就这公式本身，别人也会得出与他结论完全相反的计算结果。以数学的“科学面目”去支持自己主要结论的张维迎先生，随后的重要推导和结论都不能成立。其实运用数学本身不是科学，中世纪时曾经有人用严密数学证明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第一部分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
第二节 阉割“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可重复、可检验特性。无论是谁，无论聪明愚蠢或称不称职，都能够按照一样的检验方法、操作步骤、判断标准去检验事物，得到一样的结论。
“可重复、可检验”是科学的基石，但在中国，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或者是信仰主流经济学的人，几乎100％地把“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给阉割了。“而我只有一个标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来自非经验世界的部分，逻辑必须是严格的；来自经验世界的部分，数字必须是真实的。这是我惟一相信的标准”；“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只属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是艺术，不需要检验，需要的是逻辑”；“科学的基础是数学……”；“而推理则不然，只要你的假设正确、推理过程符合逻辑学规则，你的结论就必定正确，也无需所谓实践的检验，这完全是逻辑学问题”……
这些话语出自主流经济学家及他们培养的学子之口，让人异常震惊。他们可以用几页纸，纸上谈兵严密逻辑证明某某模式最优，然后主张按照此模式改革。理论是不会错的，从西方学来的，逻辑推理又那么严密，结论怎么会有问题？出了问题总可以找到理由，或把责任往过去一推，或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
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什么结果都对。小鲜是什么？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否烹好了？各人的领悟理解五花八门。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干脆不烹了，就这么吃吧。这是没有可检验和可证伪的论断，自然就不是科学的论断。
从高喊“科学”口号的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科学精神”实际上还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这让中国如何发展！
第一部分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第三节 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神”
中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主流经济学家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本身是一个“神”，于是我们不知道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检验它是否建成了，现在建设进度如何了。既然是“神”，当然是不能批判和动摇的，要是有谁对自由市场经济大不敬，根本就没有对改革进程发言的权利。改革见成效了，说明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好，是“神”的功劳。遇到问题和挫折，是因为体制问题，是因为改革者心还不够诚，向自由市场靠得还不够紧。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计划经济遗毒，即中国经济有原罪。
其实科学也是宗教，科学精神“可重复、可检验”也是不能动摇的“神”，与其他“神”的行事逻辑完全一样。成功了是因为科学精神，失败了是因为对科学精神不够虔诚，或是因为原来的基础不好，即有原罪。或失败乃成功之母，即将来可以上天堂。在信仰的层面，科学与其他宗教是平等的，不歧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绝对不歧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顶礼膜拜。只是，我坚信，向其他神顶礼膜拜或许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无论之前做了多么丑恶的事），但若想国家富强，还是应该崇拜科学精神好。
日本学者的论述中，经常出现“改恶”一词，意思说现在的这种改革比原来的还差，需要回头，没有任何一种改革方案是先验正确的。经过各种试验和讨论，现在日本改革的方向感逐渐清晰了。日本学者近期的著书立说也逐渐表达出了这个相对一致的意见：日本的金融是脆弱的，根本原因是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操纵金融、造成金融风暴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军事，而日本政治军事腿软，无论怎么改革，金融都不会健康。于是，日本试图建立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体系，要做正常国家。不过日本重新政治军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