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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我甚至懒得唾弃它们”。他对同类充满了憎恨，甚至耻于为人，“当写完最后一句话，我抬头环顾四周，猛然发现我的目中已经没有人了。”一个世界观如此顽固的人，一个被虚无主义所铅封的人，还有耐心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小说为大家讲述生活的道理，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悖论。
红旗的荒唐不仅仅在于那些“大道理”上，包括他的写作本身，也呈现出一派荒唐的景致。莫名其妙地开始，莫名其妙地结束，完全没有章法，师从无由，所去无踪。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勉强从他的短篇里读出了一点卡夫卡来，从他的中篇里读出一点加缪和朱文来，但这种牵强的对比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事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不知道红旗认真读过几本书，他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过正常的读书训练，所谓卡夫卡和加缪，他大概连国籍都搞不清。但红旗的荒唐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隐喻和加缪的荒诞。加缪在29岁时已荒诞到极点，写出了《局外人》这样的巨著；卡夫卡的巨大隐喻甚至让隐喻本身也变成个隐喻。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隐喻，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终于无从得知。“如果你们遵照隐喻行事，那么你们自己也就成为隐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日常的操劳了。”但卡夫卡随即又说，“我敢打赌，这也是一个隐喻。”在取消了真实和隐喻的界限之后，小说就变得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了，同时也变得无所谓而不无所谓了。
三
“我喜欢那种毫无来由地歌颂虚无飘渺的东西的欲望，那种一瞬间将人从现实和身体里搭救出来的力量。我常常幻想自己80岁时能够拥有一颗透彻的、晶莹剔透的灵魂，而心依然兼具温柔和狂野两种品质。我想我会自然死亡，专注地感觉自己一点一点死去。而在此之前，我会千方百计用我的思想温存地屠戮这个让我厌烦的世界。我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永远不去信任任何东西，不管是所谓的神圣的还是所谓的龌龊的。神圣的就是龌龊的，龌龊的也是神圣的。世界上现存什么，我就反对什么。我脑子里冒出什么念头，我就反对那个念头。我不可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只有一颗赤条条的心，就是这个东西我也嫌沉。我是个疯子，但我有能力混在正常人之中，不让他们看出来。”
——李红旗访谈录《我多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第一次和红旗见面，是2000年夏天，接头地点在北京小西天一家破蔽的旅馆。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发在《芙蓉》上的一组诗，说不上有多么喜欢，但那种口气非常独特，是我所欣赏的一种。他穿着拖鞋走进来时，我和沈浩波已神聊多时。他那时住在郊区，但坚持骑车进城。他走路一蹦一跳，衣衫近似褴褛。他还随身携带一个小塑料皮笔记本，上面有他写的诗。我记得那天他为我们念了新鲜出炉的一首诗，其中有“新生代、新生代/新鲜而富含大粪”云云。
那天聊的话题很多，但主要是为即将成立的小团体取一个名字。乱七八糟，均不如意。我说：“下半身吧。”二人遂拍手叫好。事实上在我们聊的过程中，话题已逐渐向“下半身”方向靠拢。我当时已对“下半身”的东西着迷，而红旗则自一开始就对此充满兴趣，浩波的兴奋大概来自于这个名字的冲击力，他的预感非常好。日后，我们围绕这个命名寻找同志，拉帮结派，兴风作浪，惹是生非，胡作非为……而红旗一直都是参与者，但他似乎从来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他的虚无主义念头，他的温柔与狂野的自我批判，他的透彻与天真执拗的脾性，使他成为朋友们里的被动者。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他在这个团体里并不舒服，很少出现，并且不断地尝试出走，“一切障碍皆可将我摧毁”，他的自我矛盾在一天天加重。
终于有一天，这个貌似温柔的绝对分子借助一段谈话，将一段友谊打了结。现在回忆那个单纯的夏天，回想起红旗的拖鞋和单车，竟然有些感动了。
我们的交往并不多，每次朋友们聚会，“不是他不在，就是我没来”。深谈则更少，但彼此似乎都没有秘密，都能互相理解。今年五一的时候，红旗突然带着郭艳来到了天津。红旗来的时候，我正在郊区钓鱼。我说：你来吧，我们聊一聊。红旗是来逛二手市场的，天津的二手市场，他全熟。二手市场，是廉价的，也是特别的：贫穷，但往往富含金子。
我老婆对我说，红旗还是个孩子，和我走在一起，他就像个歪歪斜斜的小弟。她真的非常喜欢这一对儿。红旗和郭艳住在通县租来的房子里，红旗在“家”里颠倒黑白地写小说，老郭则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我老婆深有感触地说，红旗的那种生活也挺好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孩子、也没有票子，甚至连前途都看不清，生活简单到了极点。
但郭艳却拼命喜欢我家的阳台。“就是只有一个阳台也好呀！”原话是这样的吗，小郭？
一天之后，李师江带着老婆也来了天津，并且还带了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我请他们在天津食品街吃了一顿狗不理。现在回忆起来，那样荒诞的晚餐我们都没少吃过。生活就是这样荒诞，在骨子里、血液里、细节上的荒诞。红旗是对这种荒诞感深深着迷的人，也是深怀厌倦的人。他深谙个中滋味，并将这种荒诞的生活搞成寓言般的小说。我深信他的小说均有来历，循着这些文字，可以抓到他这个生活里的贼。
在天津的那几日，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早年的坏，关于少年的流浪，关于一些文字，关于大家共同的朋友，关于生活本身。他是个绝对的人，也是一个相对的人；他是一个粗暴的人，也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也是一个脆弱的人；他是一个全能的人，也是一个无能的人；他是一个健谈的人，也是一个沉默的人；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也是一个反对矛盾的人。他还是一个绝对的人。这绝对来自他的本真、他的纯粹、他的执拗、他的顽固的世界观。
他向我推荐马拉默德，推荐朱文，推荐韩东，推荐拉金……我找来拉金又认真看了看，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之间的联系。他带我去淘旧书，书市就在我家附近，他已来过多次，而我从未去过。他说自己准备认真读几本书，他说我的问题是读书太多。我记得他曾经说过，我们下很大力气将一本书读完，才发现它是垃圾。其实，全世界作家想要写出的都是同一本书，只是因为头脑中堆砌了太多的“历史遗留问题”，才纷纷南辕北辙。红旗的优势是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头脑一清二白，可以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现在他似乎对这一点也产生了怀疑，准备往头脑里堆砌一些东西。
四
我很美满
也很安全
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险
我觉得红旗就像我们这一代人里的柯索，从气质上、经历上、对“街头生活”的熟悉程度上，他都更接近那个弃儿和小偷一样的天才，有着一种“罕见的忧伤的怪客式的对现实的体验”。（在这种对比的角度上，我希望师江是凯鲁亚克，能写出伟大的一代人的心灵史般的小说。）1950年，垮掉的大哥艾伦·金斯堡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小马厩酒吧与柯索相识，这也是改变这个天才一生命运的一次会面。在此之前，这个小子不停地离家出走，又不停地被捉回来。终于有一次，他因给一伙抢劫犯望风而被捕入狱，判决词是“他会危害社会”。
红旗不会危害社会，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我很美满/也很安全/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险”。因为他从来不将自己融入这个社会，不合作，并看着这荒诞的一幕幕人间剧而在一旁冷笑或无限伤感和愤怒。在我们的朋友巫昂的眼里，红旗是一个温柔的朋友，但更是一个“逆种”，一个在无聊里面寻找活路并乐此不疲的人，一个邪人，一个歪里吧叽的人，一个穷人，一个满脑子怪念头的人。“如果你彻底向李红旗看齐，起码得要有一个聪明到没有实际用途的脑袋、一双萎靡不振的眼睛、一副对朋友柔情似水对人类刻薄寡恩的心肠。”总之，“李红旗让人费解”，“他指明了我们出走的方向”。红旗的“出走”带有他自身鲜明的特点。他是一个被爱长期囚禁的人，是众多美丽的姐姐眼里的小弟，他被憋坏了。红旗的出走带有父亲的阴影，反抗父亲的同时却不小心步入了父亲的老路。这本身也是一个隐喻。红旗出走的念头非常顽固，有一年，因为他的一次“出走”，朋友们都为他写了诗。今年五一来天津，他告诉我，回去后就准备到各处转一转。这次最近的出走历时20天，从湘西到海南，我不断从各地朋友的嘴里听到他“到达”的消息。
“出走”本身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行动。不满意，因此要走。出走之后怎么办？在小说中毫无结果，“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说得轻巧，在生活中这却是一种真实的挣扎。我不知道他对物质生活有何要求，他是个极简主义者，目前还看不出他的生活有突飞猛进的迹象。在朋友们里，不被小康社会所抛弃、并在这个物欲的大潮里如鱼得水的，除李红旗外比比皆是。但红旗对租来的房子相当满意，楼房，并且冬天还有暖气，可以至少一年不用再搬家，他甚至希望我有时间的话去他那里玩一下。所谓的前途，正常的生活，家庭，孩子，老婆，明天的米，老年的病……他一概忽略了。这肯定不是他出走的原因，所有这一切不能给他带来压力。他的出走是习惯性的，固定在头脑里的，甚至是季节性的，自然萌发的。
红旗给我讲过几段他的经历，其中之一是有一年在流浪的途中，身上的钱突然告急，他必须用有限的钱熬过剩下的日子。重要的是肚子，于是他选择睡在楼道里。还有一次，他去南方找老郭，为了省钱，在赶往郊区的路上，他们选择了步行。一直到半夜，他们都没有走回去。在一座小桥上休息时，桥下突然上来一个人，要跟他谈心（这是红旗最愿意干的事情），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这是个流浪汉，以乞讨为生，并将红旗引为同类，临别时送给红旗一件衣服。红旗笑纳了。
在这样一个社会，你穷，你不会经营，就要被看轻，就要遭耻笑。这些都没给红旗带来伤害，相反，他回头来耻笑这个社会，他的力量来自信念，他的信念来自顽固的世界观。当金斯堡在柯索的诗集上感慨“多么孤高的一个贵人啊！他很可能是最伟大的美国诗人，但他正在欧洲挨饿”时，柯索无动于衷，并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歌颂着“二元的屁眼”。
五
这时候
我平静地坐着
看着一只天使从我的脑海里飘过
你能告诉我
这是美丽的吗
妈妈
这时候
我安静地坐着
如果我就这样安详地死在这里
你能告诉我
这是完整的吗
妈妈
你能再把我生一遍吗
我都坏了
像多年前一块保守的饼干
带着满身的老茧和灰尘
正在想念着陌生
——《时候 》
红旗天生是个诗人，是个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