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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旗帜写着：“台湾同胞，我羡慕你们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参加过两次七一的游行，一次六·肆的静坐纪念。（这也是你怀念香港的部分吗，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兰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你会去吗？）香港人还没学会台湾人那种鼓动风潮、激发意志的政治运动技术；如果这四公里的游行是台湾人来操作的话，会很不一样，台湾人会利用各种声音和视觉的设计来营造或者夸大“气氛”。譬如很可能会有鼓队，因为鼓声最能激励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
和你一样，最感动我的，是那么多孩子，很多人推着婴儿车，很多人让嬉笑的儿童骑在自己的肩上。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为下一代游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充分体现在香港人身上。
他们游行的诉求，低得令人难过：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们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时间表，只是一个时间表而已。他们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让我们普选”，他们只是要求，“给我一个时间表”！
在我这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低声下气”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诉求太“过分”。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黨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黨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共產黨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合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中国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利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的。你说的还真准确。但是告诉我，孩子们，难道你们在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吗？你们能具体地说吗？
不能再写了，因为要去剪头发。菲利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秘密？
MM
2005…12…08于台北
二十五、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儿子给MM的信：MODERNITY
MM：
在德国两个星期的假，我完全沉浸在“家”的感觉里。“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次回家，一进门就发现玄关处挂了两张很大的新画，都是油画。一张画的是飞在空中的天使，下面是典型的地狱图像。另一张，是玛丽亚怀里抱着婴儿耶稣。还有呢，客厅柱子上钉着一个木雕天使。
在我印象里，这个家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宗教的痕迹。我是在一个非宗教、“自由”气氛浓厚的环境里成长的人。
我问老爸，“你怎么了？女朋友把你变教徒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他的女友碧丽是每周上教堂、饭前要祈祷的那一种。他就用他一贯不正经的方式回说，他要访客知道他和“魔鬼”共处——他是天使，我和弟弟华飞是“魔鬼”。我当然回击，说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地狱”呢。
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爸和我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品味不同。他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一个雕刻展，展出的全部是宗教艺术。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个想进柏林设计学院的朋友来找我。因为要申请学校，所以她要准备一些作品。我们就到老城里去逛。她带着相机，一路拍照。好玩的是，我以为她会拍我们这个有名的古镇的教堂啦、古堡啦，但是整个下午她拍的却竟然都是电线杆、地下水道的人孔铁盖，或者停车场的水泥地面。
几天以后，我到她家去看完成品：在一个黑色的大纸箱上贴着三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电线杆，然后有一条红丝线辗转缠绵绕着电线杆，最后浮现一个歪歪斜斜的字：Modernity好，MM，你告诉我：你的品味是什么？
穿个麻布袋也差不多
我坐在电脑前给你写信，一面听音乐。你看见的我是这样的：穿着牛仔裤，一件红色的Polo衬衫，脚上是暗红色的跑步鞋。鞋子和上衣是暗暗谐调的。衣服裤子都有点宽松感，因为今天是懒洋洋的周末。两个好朋友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在这之前，我们在阳台上晒太阳。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是个宽松舒适的日子，所以挑选的衣服，就是宽松舒适的衣服。早上起床以后，我大概需要总共半小时来打理自己，其中大概10分钟花在浴室里，20分钟花在衣服的考量上。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你大概也需要半小时，但是我猜刚好相反，你需要20分钟在浴室里洗头洗脸擦乳液什么的，但是只花10分钟穿衣服。作家妈妈，你是这样的没错吧？还有买衣服。你的衣橱蛮满的，我的衣橱却很空——跟你的比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购买行为很不一样。你买衣服是随兴所致的，走在路上你看见哪一件喜欢就买下来，买回家以后很可能永远不穿它。我跟你相反，MM，我“深思熟虑”怎么穿怎么配，然后在完全清楚自己缺什么的时候，才去寻找那特定的某一件衣服。结果呢，我们花在衣物上的钱和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的是专注精选的（而且比你的通常好看100倍），你穿衣服，哈，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披上一个装马铃薯的麻布袋或者盖上一条地毯，那美学效果也差不多！
定型而不自知
两个月前，老爸到香港来看我。头一个晚上他就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香港酒吧，叫Ned Kelly's Last Stand。家具全是厚重的木头，空间很小。几个老外坐在那儿喝啤酒。中间小小的舞台上堆满了乐器，很拥挤，好像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撞倒一件乐器，整堆乐器就会垮下来。晚上10点半，乐团开始演奏，是 Dixieland爵士乐，人渐渐多起来，塞满了酒吧。老爸有点陶醉说，这酒吧使他回忆“老时光”。第二天，轮到我带他去“我的酒吧”了。我选择的是“酷名昭彰”的Dragon…i。哎，好像是前晚Ned Kelly's的反面版：没有老旧的木头，桌面是纯黑的设计，椅子有猩红的软垫，天花板垂下来画着龙的灯笼。没有爵士乐团表演，倒是有一个DJ在那里玩唱盘，转出Hip…Hop和R&B音乐。前一晚我们喝大杯啤酒，在这里，我们喝马丁尼和琴酒鸡尾酒。满满的是年轻人，我注意到，老爸确实显得有点不自在。你现在大概已经猜到我到底想说什么了吧？老妈，我丢两个问题给你接招：第一，请问为什么我们的 “品味”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世代？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或者，有没有阶级因素呢？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就是，老妈，你为什么不去了解我的时代或者文化或者“阶级”的品味世界呢？你的穿衣哲学、老爸的宗教美学和他的怀旧酒吧，都不是我的调调，但我也还可以欣赏。我愿意去博物馆看雕刻展，偶尔去怀旧酒吧坐一会儿也觉得不坏，我可以穿很“牛津”味的衣着，也可以穿最随意的肥裤子和带帽套头运动衣，我也不讨厌你听的1960年代老歌。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进入我的现代、我的网络、我的世界呢？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思考“打扮”这件事，买点贵的、好的衣服来穿？你为什么不偶尔去个你从来不会去的酒吧，去听听你从来没听过的音乐？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还是说，你已经定型，而更糟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定型得不能动弹？
安德烈
二十六、孩子，你喝哪瓶奶？
MM复儿子的信：永远追赶坏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p…Hop音乐，我仔细听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词，对着歌词细听的。不但听了正在流行的，还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来听，为的是了解这个乐种的发展过程。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Hip…Hop来自一种抗议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词，根本就进入了诗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阳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始变色。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17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喀嚓喀嚓啃起来。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