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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都没挺过这一关。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向重化工业过度，对装备的需求越来越大，生存下来的企业都非常红火。一名退休厂长深有感触地说：要是把企业做大以后改革就好了，当时就差那一两百万贷款，企业就活过来了。现在该有多好？让当时非常弱小的企业参加竞争愿望是好的，可小船经不起风浪啊！犯一次错误，就完了。外企是国家扶持的，光是所得税一项，我们就没法竞争。乡镇企业没有老职工，也不办医疗、退休保险，又偷漏税，我们国有企业敢这样干吗？
客观的讲，当时国家财力也不雄厚，无法支持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巨额资金。而且也象美国一样犯了错误，以为制造业是夕阳工业。美国发现这个错误以后，迅速用先进技术武装装备制造业，这些年美国制造业又上来了。我国提自主创新，核心也是要自主知识产权，也就是要靠先进科学技术。日本更是把技术排在第一位，他们叫技术力。
什么是技术力呢？，假设整个现代工业体系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机械、汽车、钢铁、冶金、化学、电子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树干。与之对应，由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教育人才组成的生产知识体系则是现代工业国家的树根。这两项相加，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经济评价标准——技术力。它可以用国民识字率、技术工人数量，各门类专业人才，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准等等指标来衡量，也可以用大量的数据图表反映。
日本的应用科学技术能如此发达，与他们对科技近乎狂热近乎虔诚有很大关系。二十一世纪的国家竞争，就是科技竞争，就是人才竞争。
思考三、振兴装备制造业要求有一个全面的工业主管部门。
改革开放以来，原工业主管部门是受冲击最大的部门。象机械部，撤了建，建了撤，现在成了一个民间团体性质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这种方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原来的体系被打破了，新的体系又尚未建立，必然导致工业管理的混乱。
国家要振兴装备制造业，就必须抓住自主知识产权这个中心环节。要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就得自我研发，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有大的企业集团才能落实。这就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增加生产成本，而且肯定是价格昂贵质量欠佳。但只靠人力资源取胜不搞研发的作坊式工厂却不会增加成本，国际产业大鳄们为了独占市场也会低价倾销。怎么办？最好的方法就是向欧美学习，在国内设置“反倾销条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低限价。几个大企业结成这种“价格联盟”是垄断，由国家来实施就是对创新企业的保护。价格由谁来认定呢？得有一个政府部门，不能是行业协会。因为行业协会一般是大中型企业居多，不能排除它们把价格抬得很高的可能性。只有合理的价格杠杆，才能保护自主创新的萌芽。
为了监督为自主创新而投入的巨额国家资金，为了帮企业解决困难，也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目前发改委任务太重，不可能再增加任务。成立一个装备制造振兴重大项目办公室，也只能管理重大项目，不能对工业全局投入资金、项目、绩效等进行管理（因为1984年成立重大办的背景是仍有工业主管部门，仍有着相对落后效率不高但门类齐全、总量很大的工业体系）。是该成立一个工业主管部门了！发改委抓立项，工业主管部门抓落实，可以有效避免计划经济时代部门利益至上的怪圈。为了重启大飞机研制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为了整个国家工业振兴难道不需要一个专门机构吗？
思考四、要实现以装备制造业为先导的工业振兴，方向不能出偏差。
要实现装备制造业乃至全国工业的振兴，首先得解决认识问题和路线问题。后进国家要发展，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经济学热衷的“比较经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极其低廉的优势，做一个世界上最大的OEM工厂。在这条路上，我们吃到了不少苦头。“中国得到了GDP，外企得到了利润”，就是这种经济最好的写照。那些外贸顺差，不仅给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反过来还成了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让步的口实。比较经济的确能在短时间内提升GDP，但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止步不前。产业升不了级必然导致拉美化，内需不振必然依靠外部需求，外向型经济必然导致国家经济结构不独立，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政治独立。
就拿纺织服装行业为例。中国的纺织服装行业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是一个完全公开公平的市场。从八十年代一到现在，全国盲目上马了多少项目？损失了多少国有资金民间资金？造成了多少工厂倒闭多少工人下岗？我们又得到了什么？高度恶性的竞争牺牲了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牺牲了产业的升级，牺牲了职工的福利待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在我们能有几个高档服装品牌？能生产多少高档面料？一匹贴牌生产的高档面料能赚多少钱？代理加工一件服装赚多少钱？注定会产生“血汗工厂”，要不然根本就赚不了钱。
按照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中国的服装纺织企业注定要在这种无序竞争中生存下去。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和谐社会、创新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有些人认为做大才能做强，中国的纺织服装行业是做得很大了，有几个强者？汽车行业我国是世界第四，规模也非常大，有几个强者？
另一条就是赶超型经济。这种方式刚开始会付出较大代价，但后发优势非常明显。日本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韩国刚开始做的产品质量也不过关（必然的），价格也是贵得离谱。一来是因为开发费用太高，二来是因为核心部件核心技术靠进口，价格当然很高。但靠政府的强制措施和国民的无条件支持，企业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创业阶段。只看到日韩产品现在的风光，想当然的以为这是机制体制的先进性，却没看到日韩两国政府和国民为发展壮大本国产品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总想找一条迅速成长的捷径，而忽视了苦练内功。如果要走追赶型道路，注定要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没有一个全权负责的工业部门集合资源形成合力，任凭各企业自生自灭，任凭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行吗？
思考五、小政府大社会是工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日本模式不可效仿。
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但日本的经济团体力量非常强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相当一部分职能是由民间组织来行使的。象产经联，就号称“政府的政府”。它可以决定政府的政策，虽然它名义上是一个民间机构。日本的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也极其密切，会长很多是由退休政界或官员担任。
日本的协会都是官方半官方的，与欧美的民间协会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但不管是日本还是欧美的协会都已经发展很长时间，要求中国的行业协会用几年时间走完国外协会几十年上百年的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很容易犯大跃进式的错误。中国不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就不可能出现高度发达的行业协会。
而且日本人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服从命令是举世闻名的，对内公平竞争，对外团结一致。中国企业能做到吗？最起码目前还做不到。而且出于中国人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企业更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领导，而不是一个民间性质的行业协会。
小政府大社会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协会发育远未成熟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又弱化管理协调职能，必然导致无序竞争。无序竞争也许会出现几家大企业，但对整个行业是有害的，对民族工业是有害的。
反思六、计划经济也是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有效手段，需要有一个工业主管部门。
就工业改革方面的经验看，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只能为更有效率而改革。改革本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改革不是权力的再分配，不是人为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再调整，只是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反思工业体制改革当然不是要走回头路，现在还可能出现管人管钱管物的工业主管部门吗？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怎么可能是回到过去呢
当前跨国公司们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都在搞强强联合。我们不做准备能行吗？这就是新时代的改革任务。改革当然要与时趋进的，要不断适应新形势。以前的改革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因此撤销工业主管部门是正确的；现在的改革是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因此重建工业主管部门也是正确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改革，都必须坚持和谐社会、创新国家的大方向。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计划经济也是一种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我国的军工企业，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不过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现在空中客车公司与波音公司平分秋色，我国航天航空喜讯频传，充分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有效性。使用市场经济手段，但不迷信市场经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启迪。
自主创新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强力部门全过程统筹监督执行。而且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使用了“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新体制。这条途径我们没有经验可言，计划经济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就非常重要。只有做大才能做强，只有自主研发才能不被人卡脖子，核心技术不管花多少钱都得研制出来，只有中国人掌舵才能保证企业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在制造业领域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只有政府扶持才能振兴装备制造业，因此需要有一个专职部门来解决企业面临的种种困难。世界各国不都是这样的吗？有几个发达国家没有工业部？
综上所述，重建工业主管部门已非常紧迫了。希望有关部门能从国家全局出发，跳出行业地域界限，高度重视此问题。
高速铁路“自主创新”背后的迷雾
文章来源：中国财富杂志
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第六次提速，全面拉开了中国的高速铁路的建设序幕，据铁道部介绍，到2010年之前，中国政府将建约17000公里高速铁路。其中客运专线7000公里，这些客运专线有目前海内外备受瞩目的京沪高铁，以及京广、京哈、沈大、陇海等高铁线路，列车时速将达到200至300公里，届时，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整个建设费用高达12500亿元人民币。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中国铁路大升级”的专题报道中，引用了亚洲开发银行交通运输专家睿纳哲（NigelRayner）这样一句话，“中国铁路扩张计划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第六次大提速后，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铁道部要通过引进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