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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克林顿的敌人也说，比尔·克林顿不是坏人。事实上，他多数时候是一个非常善良和热情的人，他想要改善他人的生活。但是他在事业上一直匆匆忙忙，没有时间去沉淀和充实自己的心理世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却从来没有时间让别人帮助他。在莱温斯基丑闻的恶果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他才向牧师顾问们求救。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正在改变自己趋向于圆滑，他也许能够最终完成政治生活上的心灵改造，也许有一天他能获得吉米·卡特那样的内在的雅量。
但是这种救赎在他的总统生涯蒙羞之后很长时间才能到来。亨利·亚当斯曾经写到总统领导艺术的真谛：“紧握轮盘，认准航向，寻找停靠港口。”克林顿已经握紧了轮盘，只因他缺乏心灵上的指南，而丧失了明确的方向和港口。
竞选式思维
内心没有航向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他正在艰苦地建立一个航标。他每年的国情咨文讲话都要罗列五六十项新措施，但他自己也不清楚哪些项目真正重要。他不是选择好两三个中心目标然后努力实现它们，而是根据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目标。
在财政上实施的谨慎政策，即大幅度削减赤字、节约赢余，是他惟一稳定的政策，由于他勇敢自信地坚持不变，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他政策都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第一届任期里，他曾经把卫生健康改革提升为中心目标，但当这一提案失败，他就无声无息地埋藏了它。１９９７年，他又宣布教育改革计划是今后努力的首要目标，但是也如其他很多计划一样流产了。他曾说，医疗和社会保障改革将是他留给下一代的财产，可是，１９９９年两党就医疗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机会来临时，他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这项改革不符合他在当时的政治需要。无法很好给自己定位的总统很难给他领导的政府定位，他能够制定眼前的议题，却不能放眼未来。
克林顿不是明确而稳定地运转着政府，而是守在那些可以突出他的业绩的亮点上裹足不前。他第一次竞选阿肯色州州长失败后，迪克·莫里斯劝告他，光是去做了还不够，必须时刻关注下一次竞选。就这样，每两年一次的州长竞选造就了他的竞选式工作风格。
克林顿自然而然把这种工作方式带到了白宫，他装备了一个竞选队伍。我不知道还有哪位总统的政府中由中央权力系统以外的顾问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斯坦·格林伯格在曼迪·格伦沃尔德的协助下摹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克林顿当选的头两年里都是制定长期的竞选计划会议，参加者有总统，第一夫人、副总统还有詹姆斯·卡维利和保罗·伯格拉。１９９４年的选举让这四名顾问失宠下台，迪克·莫里斯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实际上，所有这些人，加上从竞选工作队退休的业内人如斯蒂芬波洛斯和伊曼纽尔等都是优秀的政治家，可问题与他们的才能无关，而是总统本人不断地以竞选式工作风格运转政府，这个度是总统无法把握的？
他的这种长期竞选式的工作风格有三把杀手锏：第一把是经常搞民意测验。当今的总统们都青睐这一招。霍尔德曼每次都安排三位民意测验专家，同时又秘密雇用第四位以监视其他人。在克林顿之前没有一位总统像他那样利用民意测验来决定是否应该公开道出真相（莱温斯基事件），是否应该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科索沃）。据《华尔街报》报道，布什在当选的头两年里花费了２１万６千美元搞民意测验；克林顿在当选的第一年里就花费了１９８万６千４百１０美元，几乎是布什的１０倍。第二把锏是充分依靠在立法战中的作战指挥部。这一方法在竞选中曾发挥奇效，为什么不利用白宫的行政机构呢？最后一招是查尔斯·Ｏ·琼斯所说的“由外治内”的领导方法。琼斯发现克林顿执政的头一年半里，平均每个月走上街头１０次，大力宣传他的各种计划，活动率是里根遇刺前的二倍。里根的活动只限于华盛顿附近，宣传演说，这样能够同公众和国会双方很好地交流。克林顿在各条大街上游说，想以擦边球制胜。“我们需要公众广泛的支持以给国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改变局面。”斯坦·格林伯格如是说。
这种竞选式的工作方式在有限的情况下也奏效，国会通过了一些议案、克林顿赢得选举，也可退避国会调查员的发难。如果下一任期仍给克林顿的话，他还会使用此方法去领导政府的。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竞选游戏给他的领导造成了多大损害，尤其是同国会的关系。它赶走了总统潜在的盟友，使总统提案的通过更加困难重重。国会山里的共和党人士，虽然好斗却不受他的“以外治内”的策略的任何影响，民主党议员也不买账。
从定义上讲，竞选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游戏，当然含有战争的意味，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有时只有一条路）必须铲除对手。勇士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赢得胜利，不管是以公平的还是悖理的方式，他的对手只能是敌人，妥协是不齿的字眼。
但是领导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面对问题，两党可以暂时结成伙伴，共同商讨，而不是鹬蚌相争。这本该是个双赢的游戏，各党都可以提出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早在４０年前就指出：我们的权力系统不是权力分离、各自为政的体系，而是权力“分立又互相制衡”的体系。本着这种精神去处理公共政策上出现的争端，行政机关的首脑和立法机构的长官们可以友好地协调达成双方满意的共识，互相信任是基本的要素，互相尊重也是。执政过程不是一个激烈较量的过程，也不应该是这样。过去多数重大法案的实施都得益于以前的总统们明白执政的真实内涵所在，长期竞选式执政方法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5）
道德上的弱点
在今年年初由Ｃ－Ｓｐａｎ机构对５６位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所做的调查显示，克林顿总统经济业绩在历任总统中排在第五位，而在为官的道德却是绝对的最后一位，在理查德·尼克松之下！这一评价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作为克林顿总统的前助理和老友，我写到这个问题时心情很沉重。评价克林顿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可能回避道德问题，就像不能把水门事件从尼克松的历史中抹去一样。克林顿毕竟已发誓要实施最道德的行政管理，他也知道，以他过去的经历，他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评判标准会比对他的前任要严格。然而，在那以后的几年中还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丑闻、争议、错误。它们当中有一些影响较小，有一些影响严重，但加起来就是令人沮丧的传奇故事。我们看一看这些故事的标题吧：前所未有的解雇国家最高检察官事件、旅游局解雇事件、文斯·福斯特档案抢劫事件、关于白宫与财政部工作人员谈话的犯罪提名事件、国家骑警骚乱、商品期货事件、韦布·哈贝尔入狱事件、保拉·琼斯案、控告阿肯萨斯州长和其政府官员案、约翰·黄事件、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白宫帐目再现事件、档案门事件、保拉·琼斯免职事件、凯思林·威利事件、珍妮特·雷诺拒绝为筹集竞选拨款任命独立检察官事件、以８５万美元与保拉·琼斯和解案、总统弹劾案、胡安妮塔·布罗德里克事件、联邦法官指控总统藐视法庭案、阿肯色州剥夺律师资格案。
这与攻击尼克松时代的宪法框架无法相比，但确实存在一种无可辩驳的糟糕道德的模式。克林顿与尼克松政权之间有一种很尴尬的相似：即总统本人对于自己的道德都采取了不严格的态度。他们身边的环境成为使别人陷入麻烦的滋生地。当丑闻曝光时，当局做出的反应又使事情变得更糟。对于他们二人来说，这种缺陷导致他们自我毁灭。
在每个组织中，伦理道德都是从上层开始的。一位总统，就像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为整个团队设定标准。如果他自己违反了标准（有些领导人的确如此），他个人必须承担责任来尽力补偿。尼克松本应该在非法入室的当天就为水门事件承担责任，同样，克林顿也本应为其与一名实习生的关系承担责任。他们能否侥幸逃脱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否保护当局的荣誉。同样，一位总统必须要求他的工作人员达到高标准，如果他们犯了错误，他应立即予以纠正。他要对周围人的行为负责，就如同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这就是“领导艺术１０１”。
令人悲哀的是，克林顿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规章对他并不适用。如果一旦违反了，他总能设法解脱。他先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但在解脱后，就逃避了责任。而且他并不坚持要求身边的人遵守高标准，没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他的缺陷是他遇到的各种麻烦的根源所在。
他对于自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所发出的行为信号也许未经过深思熟虑，他们看到克林顿很难约束自己，一旦处于困境，他会逃避、发动攻击或说谎。他至少在草案问题、詹尼弗·弗劳尔斯和莱温斯基这三个问题上对自己的团队说了谎。由于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也就无法制裁他人。他的属下从他所得到的信号是：他可以容忍处于出格边缘的道德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克林顿有关的人也都卷入了麻烦，但可以确定，人数不多。克林顿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友善良民，但也有害群之马！
否认——惯用的模式
当外界对他的指控越来越多时，克林顿始终是回避责任，并让他的属下采取并不利于自己的手段。对于指控，他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讲出事实。“否定，否定，再否定！”他告诉他的女友们。如果此法不奏效，第二招就是诋毁指控人。他们说詹尼弗·弗劳尔斯正在追求“拥有现金的人渣”；“穿过停车场时拿出了一百美元，你看到的场面，根本没法说。”他们这样指责保拉·琼斯；莫尼卡·莱温斯基是个“潜随猎物的高手”；凯思利·威利是个“性情无常”的女人。当一切手段均失效时，他所采取的最后一招儿，看看莱温斯基事件便知道了，那就是用连篇谎话掩盖事实，所有这些都不光彩。
克林顿夫妇刚一到达白宫，就向他的工作人员发出明确信号：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