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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祖国！”
“我爱你，华！”
我和在京的另一个同乡、女作家黎云秀通过电话取得了联系。她像个大姐又像个慈母似的关心我的一切。当她得知我想参加《诗刊》社的诗歌创作函授却苦于交不起学费时，主动到《诗刊》交了200元替我报了名。
这时，我和她尚未见过一面。
其实，我也知道这样的函授未必能学到什么东西，倒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不过是想借此认识几个“名家”，为自己打入诗坛铺路。
或许是因为动机不纯吧，后来我并没能“将学习进行到底”，几个月后我搬离圆明园，从此与《诗刊》社诗歌函授中心断了联系。
第十九章 挣扎（2）
想想，实在愧对了黎云秀老师的一片好心。
王老师：
我这是在北大的教室里给您写信，时间是晚上8点25分，身边的北大学子们正在埋头自习。
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该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的，然而，在生存的压力和物质的“考验”面前，我却一直昂不起“高贵的头颅”……
刚才胃痛如绞，稍缓之后，我走出沉闷的教室到外面换换空气，在三角地那儿看到了一组宣传医学知识的材料，其中的“胃肠功能紊乱”正好是我一直以来的胃痛、消化不良、饥饿感、呕吐感、食欲不佳的最好解释，而我一向以为是去年在北京饥饿过度所致。
看了一眼治疗方案，却是“必须解除精神压力与思想矛盾，增强脏器功能”，我苦笑了一下：看来，我是“无药可救”了……
再一次濒临饥饿边缘，这一次，终于不得不向您伸手了。还记得今年再到北京，给您写第一封信时，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两元钱，我却“羞于”告诉您。
过几天再打电话给您，等您方便时，我上您那儿“借”一点钱，同时，也想听听您的教诲。
这是给王宏甲老师的信。之后，王老师资助了我200元钱。
我是幸运的，因为在王、黎两位老师的背后，屹立着我们共同的故乡。
在这个理想遭耻笑的年代，坚持理想，该有多难呵！
在圆明园的日子，是我在饥饿、疾病、孤寂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日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位著名作家，我姑且称之为G吧。
G成名较早，在我还没想过要当诗人之前，就曾经被他描写知青题材的获奖小说激动得热血沸腾。
“沙漠舟，你的东西我看了，有真情实感，可惜手法太陈旧了……在这个时代，诗歌还有几个人看？你别写诗了，你看你们，写诗都把自己写成什么样子了，饥饿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人能不给别人增加负担，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才是了不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上街当一个乞丐也不错嘛，你还有身体优势，不像我──我去乞讨，肯定没人愿意施舍……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只学会了赚钱，这没什么不好啊，中国就是太穷了，都学会赚钱了，我们国家才能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嘛……一个人还是要现实一些，别尽想那些没有根基的事情，什么理想啊，人类啊，民族啊，你光想这些有什么用？它们能填铇你的肚子？你们对古人×××有研究吗？我就欣赏他那超凡而又脱俗，高妙而又实际的建设生活的本领，人就应当这样，做一个生活的艺术大师……不要赞扬孤独，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是把人往汨罗江里送……还是去写报告文学吧，你那个老乡王宏甲写报告文学不是写出名了么？你好好向人家学学……”
我听着G滔滔不绝的“高见”，心，直往下沉。
×月×日 星期× 晴
……回来的路上，找不到365路公交的站牌，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中关园，差点迷了路。
必须坚定自己的信仰与选择，才不会被别人左右，才不会在各种诱惑面前迷失。
也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那么，你就做你自己的知己吧。
“只要有一个人，这就够了！”
真正天才的东西，尤其是思想和创造，往往不会及时得到人们的承认，梵高的悲剧就是一个显例。
你懂得你自己，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幸运了。
抛开一切偶像与依赖，崛起！
每一天，每一刻，都必须以胜利者的姿态
努力去活！
尽管我为自己打气，但G的话，却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也怀疑起自己的追求来……
在这个理想遭耻笑的年代，坚持理想，该有多难呵！
在国家图书馆，我读到美国一位桂冠诗人（桂冠诗人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诗歌顾问，由杰出诗人担任）写的一段文字，令人感慨万端：
“我们不能忘记爱德华·阿林顿·罗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他们两个是有影响的诗人。罗宾逊是我们所见到的真正最符合桂冠诗人称号的人。当特迪·罗斯福当总统时，他的儿子克米特在预备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难得有人阅读的陈旧的书。那是罗宾逊的一本早年的诗集。克米特非常喜爱这本书，他让他父亲也读读。父亲读后觉得很好，他说：‘想法找到这个人。’嗯，这个人当时没出过几本书，他却在纵酒，挨饿，快要没命了。罗斯福召见了他。他对罗宾逊说：‘很遗憾，美国不及英国，英国有王室费用单——他们发现一些有特长的人，就给他们终身津贴，使他们继续发挥专长。如果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我就会把你列入那张名单上。现在我不能那么做。不过我可以在海关为你安排个工作。你将为美国政府服务。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哄哄政府，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吧。’”
这期间，我也给诗刊投去了自己认为得意的诗稿。
一个编辑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或许是看在我是残疾人的分上，给我挂了一个电话。
“你的诗我看了，写得磕磕绊绊的，就不准备发表了……”
我本想能发表一两篇诗作，满足一点虚荣心，也让自己有继续写下去的理由，却被狠狠地兜头浇了一大盆冰水。
第十九章 挣扎（3）
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从长春到北京，原以为两三个月就能把自传写完，哪曾想，八九个月过去了，我也没能写完。
并不是我不想写下去，而是写不下去。
在长春一个月，我写了几万字；在圆明园，我好几个月也才写了几万字。
再后来，就像当初在家乡一样，我只要一坐到桌前，就头昏脑涨，握笔在手，却写不下一个字。
写不下去，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长吁短叹，自怨自艾，有如一头困兽……
原想自传快点写出来，送去出版，或许就能使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变，可是……
尽管身边不乏很好的朋友（和我同住一室的滕晓冰君，是北大哲学系的一名研究生，他后来毕业离京后，还给我汇过300元钱），我却感到极度的孤独。
爱情，在我是一片可怕的空白；
亲情，除了小鹃偶尔给我打打电话，我的几个姐姐好像压根忘记了我这个弟弟的存在。
我常常感到自己就像被这个世界所遗弃，心里的苦、累、烦、忧，无处倾诉，更没人倾听。
有时，我只能把一些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写给华──尽管，华从未收到它们，更不会给我以哪怕一点点的安慰：
华：
凌晨2∶15。
刚才写累了，出门想在大院内走走，却看见一个女孩的背影，让我的心蓦然一颤——那个女孩的名字，恰好叫做“月华”……
女孩是天津的。倘在以前，我或会以为这是“天赐奇缘”，然而，现在的我，尽管那女孩的同室欧阳、迎春、玛丽以及欧阳搬走后现在住进去的福建老乡小清，有的是好朋友，有的很熟悉，但我却很少上她们的四人小屋，也唯独和那个叫“月华”的女孩同住一个大院却从未说过一句话，点过一下头。
我曾把和你的故事告诉过欧阳，她说如果你还想着她就应该去找她呀，而我，只有淡淡一笑：当时都不曾去找你，现在还能找你么？一切的一切，早已成为过去了……
还是谈谈我的现状吧。我活得并不好，长期的饥寒交迫和内心的冲突让我年轻的肉体上落下了太多的疾病。和病魔作斗争几乎成了我和命运作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诗人和作家们所必有的命运之一。路遥是我的榜样，可我却不敢保证，自己能否比只活了４０多岁的路遥活得更长一些。
华，以后你会从我的书中了解到，在北京漂泊的人们所经历的磨难。我的许多朋友都有尝过忍饥挨饿是怎样的滋味，在我身边就有1999年认识的两个朋友，他们来北京的时间比我长，身体也健康，人也长得一表人才，但都没有混出个人样。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合伙吃饭，总是我多“破费”。许多的时候，我也想过和他们散伙算了，但又不忍心，同为患难中人，我不愿自己有饭吃看着他们挨饿，所以总是一咬牙，口袋里有多少就拿出来买米、买菜、买油。在北京，早餐一般是不自己做的，都是花一块多钱吃早点，我倒是常吃早点，因为我抗不住饿，但我这两位朋友难得吃几回早点，因为他们没赚到吃早点的钱，一个人经年累月的一天只吃两餐饭，这在家乡时我是不曾想象到的。
今年过的这一个“年”，是我生命中最没有“年味”的一个“年”。朋友们基本上都回家了。只剩我和一个走投无路来投奔我的河南姓陈的朋友，整个春节，我们都躲在公寓里，买了一堆最廉价的土豆、胡萝卜、豆芽，就那么着打发了又一个春节。一个不知“肉味”的春节。
从去年底到现在这半年间，我吃的肉类加起来不到两斤吧？我们一个月里最多买半斤肉，三个人，一个人还不到二两。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颠沛流离的生活，胃病、神经衰弱、营养不良、贫血在我身上已十分明显，三十几岁的人，一口牙却脱落了七八颗，一张嘴就令人惨不忍睹，胃也十分乖张，吃饭吃到一半时经常“哇”的一声想吐出来。然而，泪水都出来了，却没吐，那一半的饭，就再也吃不下了。
华，我虽有三个姐姐，但我们的姐弟之情却淡薄如纸。大姐无情无义，就连自小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的二姐，在父亲和哥哥死后和三姐反目成仇，对我的态度也大变，变得让人心寒的冷漠。
端午节了，除了和远在长春的侄女小鹃通了电话，问问好，真的有举目无亲之感。身边的朋友很多，而我，却是个极自闭的人，他们看到的，永远只是我“灿烂的笑脸”。
前一段，为“谋生”。去卖报和卖水（矿泉水）。但没能坚持下去。卖报卖到最后一天时，知道要亏本了，正为手中还有二三十元钱的报纸卖不出去而发愁呢，一位《北京晨报》的投递员正巧路过，停下来看了看我，问我：“你是沙漠舟吗？”我说是。他说：“我找你找了两年了。”原来，他１９99年读过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那篇带两张照片的文字。后来到过我呆过的学院路晨报发行站找过我，但没找到，这一次恰巧被他撞上了。
他问我：“报纸好卖吗？”我说不好卖，从五点半到现在九点了，才卖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