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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
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你干嘛睡这儿呀？”
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这样心里踏实。”
我的心很疼，紧紧地抱着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揽着我，憨憨地笑着：“好了，好了，娇气包儿。”
在我们的照料下，母亲恢复得很好，没有落下一点儿后遗症。
那时，彪子还没有正式成为我家的女婿呢。
聪儿（1）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199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哭声嘹亮，医生在“新生儿健康状况”这项给他打了满分。
那天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院里院外鞭炮声不断。儿子耳朵很灵，炮一响他就顺声扭过头去，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小名“聪聪”。彪子一直叫他聪儿。
儿子的大名是彪子起的——傅子恩。他说傅子恩，父子的恩情比海深。我心里不平衡，合着跟我没什么关系，全是你们爷儿俩的事。彪子说，那叫“傅母子恩”得了。
聪聪长大一些了，很听话，胆子也小，懂得心疼人。不管到哪里去玩儿，本来让爸爸妈妈抱着，但只要听大人说“哎呀我累了”，他马上“哧溜”一下从你身上滑下来，摇摇晃晃自己走。
聪聪长这么大，彪子从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说我们得跟孩子做朋友。彪子自己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不想束缚孩子的天性。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非常尊重我。他在外拍戏的时候，我经常打电话向他“汇报”孩子的情况，他第一句话准是叮嘱我：“不能发火啊！”可是如果我真的跟孩子发火，只要他在，不管我多不占理，他也从不“拉偏手”，当面替孩子说话。他知道那样一来，我在孩子心里就没威信了。彪子总是等我消了气，再轻声细语地跟我“掰吃”：“孩儿他娘，您得以理服人吧。”
彪子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他说光学习好是不全面的，要赋予孩子好的性格、好的品质和健全的交往能力，他才能在现代社会立住脚。道理我自然也是懂的，可每次开完家长会，脑子就不自觉地被“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给左右了，回家就开始跟孩子较劲。每次都被彪子及时地“拨乱反正”。
聪聪性格像爸爸，也很幽默。有一天他放学回来，我正准备按照惯例上前“攒巴”他，儿子突然从身后举出一张A4纸，上面用大大的字写着：“因本人身上有汗，禁止拥抱。”我先是一愣，紧接着和那爷儿俩笑成了一团。
有一阵儿彪子很爱说“哎，我说”，每句话前面都要加上“哎，我说”，聪儿也学会了，在家里经常是你一句“哎，我说”，我一句“哎，我说”。有一次，彪子刚说完“哎，我说”，就不再往下说了，我把眼睛和耳朵都递给他。聪聪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哎，我说”，也不往下说了，我又把眼睛和耳朵递给聪聪。见他俩没了下文，我就急着问：“你们倒是说呀，说什么呀？”父子俩摇头晃脑、异口同声：“我们就想说这句话，‘哎，我说。’”我佯装生气，追着他们满屋子跑……
怀念我们仨的日子。
儿子上小学那六年，我快快乐乐地做着陪读。太阳出来了，送儿子去上学；太阳落山了，接儿子回家。陪他读a、o、e，给他默写A、B、C，……仿佛重新回到少年时代。
儿子升初中了，我们终于决定放他“单飞”，把他送到一所管理很严格的寄宿学校——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每周回家一次。
聪儿（2）
朋友们开始为我设计“全新”的生活，可是我发现自己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心里没着没落的。
儿子刚住校的那几天，我简直不敢一个人在家，像是出现了幻觉般，耳边总是响起“妈妈，妈妈”的叫声。扭过脸来，他仿佛就在床边，转回头去，他仿佛又在门前……无所适从，心烦意乱。
我家的阳台一直被我们戏称为“聊天室”，是家里人气最旺的角落。说来也怪，朋友们来了，宽敞的客厅不坐，偏爱往“聊天室”里挤，藤椅不够坐，就胡乱把餐椅扯过来，围坐在一起。
阳台上有一把根雕做的大靠椅和两张藤椅，我们仨经常坐在那儿说话，中间的大靠椅轮流坐，谁坐那位置，谁就得接受其余两个人的联合“攻击”。
儿子住校了，家里显得格外冷清，“聊天室”更是伤心地。
每天晚上，我坐在那里想：儿子吃饭了没有，夜里会不会蹬掀了被子……
家里除了阳台顶上那盏小灯，其他的灯一律被我关掉，我受不了那种明亮亮、空荡荡的氛围，仿佛黑暗能使空间缩小。
彪子那时正在北京郊区拍戏，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每天都赶回家来陪我。我照例给他沏好茶，然后便自顾自地躲到阳台上抹眼泪。他便端着茶，坐在我对面，“滋溜滋溜”地喝着，眼睛看着我，谁也不说话。
儿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想家。
第一个星期回家，要和我一起睡。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已经很少提出这个要求了。
晚上，他的一双小手把我搂着紧紧的，眼里噙着泪。
儿子很懂事，从来不说“我不去”。但回到家总是眼泪汪汪，话变得很少。
星期天下午是儿子返校的时间。吃完午饭，儿子望着墙上的钟对我说：“妈妈，我还能在家呆四个小时。”
我的心一阵发酸。但我理智地一想，当初决定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学会与同龄人好好相处，可不能半路就打退堂鼓啊。于是我咬着牙，没有表态。
一个小时后，他又看看钟：“妈妈，我还能在家呆三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两个小时。”
“妈妈，我还能呆一个小时。”
“妈妈，咱们得走了。”
路上，他不再说话，小脸儿一直朝着窗外，任我和彪子怎么逗他，也不做声。
进了校门，他头也不回就走了。
我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得出彪子心情也有些沉重。
我的情绪让彪子很不放心，他每天赶回家想方设法地逗我。
“哎，我说，干脆把咱家那辆大车开到学校门口去，咱俩就住在里头。等下课了，咱就顺着那梯子往上爬，爬到车顶上。就算咱们找不着儿子，儿子也准能看见咱们。”
他叉着腰，作出一副站在车顶上东张西望的怪样子。
见我瞪了他一眼，他又说：“要不这样，咱就拿着个大喇叭，像《有话好好说》里老谋子喊‘安红’那样，在楼下喊：‘傅子恩——饿像你！’”
他扯着脖子喊，声音拖得长长的，故意把“我”念成“饿”，“想”念成“像”。
聪儿（3）
我“扑哧”乐出了声儿：“疯子！”带着重重的鼻音儿。
“反正已经‘疯’了一个，一块儿疯呗。”
看着他那大男孩儿般的调皮样儿，还能有什么烦恼呢。
隔辈亲（一）（1）
彪子的父亲是山东人，从小投奔革命，书念得不多，仗打了不少，在革命的熔炉里锤炼了一辈子，可就是没把“重男轻女”的老观念磨掉。当年为了要傅彪这么个儿子还被全院点了名。
老爷子一点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见儿子不罢休，见了儿子才罢休。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见到了傅家的独苗。彪子生下来浑身通红，老爷子认定了儿子长大一定会如他的肤色一样黝黑，于是给儿子起小名叫“黑蛋”。
黑蛋虽是独苗，老爷子却决不娇惯，教育方式免不了喝斥棒打，彪子一再对我说他是在“石光荣”式的家庭中长大的。
老爷子1977年患了大面积心梗，几次抢救最终度过了鬼门关，那以后便安心在家休养，每年都要因为心脏病住几回医院。彪子很孝顺，他的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惹老爷子生气。
我自从嫁入傅家门，公公、婆婆便把我当亲女儿看待。婆婆很贤慧，对公公细致、耐心、周到，对我们更是体贴入微。从我们结婚到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这十年间一直与公婆住在一起，没有红过一次脸。
爷爷自然想早点儿抱上孙子，于是每次借着住院便向我们张口，操着依然浓重的山东口音：“妮们身么史候猜能嚷窝包上笋子啊！（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啊！）”
我怀孕了！老爷子像打了鸡血！
我吐得翻江倒海，每次餐前都要先吃两口当“引子”，然后直奔卫生间，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倾泻出去。全家人便放下筷子听我“哇哇”的餐前序曲。等我回到桌上，老爷子“嘿嘿”地笑着：“ｍēｉ事ｍēｉ事，土了再迟。（没事没事，吐了再吃。）”
我是愿意生个女儿的——乖，跟妈妈亲。于是准备的婴儿用品全部是女孩的式样，女孩的颜色。
我当然知道老爷子的心思，心里难免有些压力，于是试探地问：“爸，您是喜欢孙子呢还是孙女？”
老爷子很“狡猾”，笑眯眯地：“一样，一样！”话是这么说，我完全能猜出他的下半句：“腰是笋子当然更蒿喽！（要是孙子当然更好喽！）”
还差一个月就要生的时候，老爷子先住了院。不是因为犯病，而是为了迎接孙子提前保养保养。
老爷子从病房打来电话，安排彪子带我去做B超，说是看孩子发育怎么样。我倒没多想，便跟了彪子一起去。B超的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医生格外照顾，告诉我们是个男孩。彪子乐得合不拢嘴，我却哭了一鼻子，委屈地说以后连陪我逛街的人都没有了。
回来的路上，碰上了同住干休所的一个叔叔，他笑眯眯地“警告”我：“芳芳啊，你可得给你公公生个孙子啊！”拖着老干部式的长音，哈哈笑着走开了。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告诫彪子，先不许把B超的结果告诉老爷子。当然我也是多了个心眼儿——万一B超弄错了呢，老爷子岂不白欢喜。
我们每天都去病房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