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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进院，爸爸就冲到奶奶的棺材前拍打着棺材，失声痛哭。我也想过去，但不知是谁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狠狠的，我想动都动不了。
老家没灯，没电，但是有火炕。我第一次回老家，我才9岁，就睡火炕。我尿炕了，不是我不懂事，也不是旅途疲劳，是没来得急下炕。
大爷全家对我们特别好，大娘早上起得很早，给我拐磨子，大爷从几十里外给我们换回炝面馒头。村里的水是不好喝的，金龙哥就挑五里路挑回甜水给我们喝。
奶奶入土那天，傅家的人去了很多。男人走着，女人坐车。
大爷在村口摔的盆儿，大家跪倒一片。
爸爸把我从后面拉到前面：“看看，这就是奶奶。”我只看了一眼就被三大爷拉开了。三大爷还说：“别吓着孩子。”
奶奶没见过我，爷爷就走得更早了。
1973年9月第一次回老家认祖归宗。看了奶奶一眼，在祖坟上叩首就应算是归宗。
六年后我16岁，父亲让我第一次一个人回老家。
“光棍儿”
妈妈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是拖把，每天拖地。
爸爸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没有拖把直，更没有拖把好看，但用处很多。
我也用这根光棍儿，男人是不是跟光棍儿有缘呐。
爸爸先用这光棍跟外婆合作，外婆是浙江宁波人，过年不吃饺子，吃汤圆。
北京就没有卖水磨元宵的。爸爸每年都托人买回50斤江米来，拉到食堂用电磨或是外婆自己用石磨磨成浆，再用面口袋封住口，提起来很沉，几十斤的米浆呀。把家里椅子一正一反架起来，放两头，中间用我爸这根光棍儿一挞，面口袋里的水就滴滴答答地渗出到下面放的脸盆里。
第二天一大早，外婆把口袋里的湿面分成一口一块地晒干。光棍儿就又靠在爸爸的门后头了。
这光棍儿到我手里是抬煤气。我还小，抬煤气总是我和不一定哪个姐姐去。
每到抬煤气的时候，光棍就成秤杆儿啦。大姐是会把煤气罐往她那边挪，二姐是固定一地方永远不动，三姐是永远往你那边挪。
其实我比较赞同二姐的做法，对大姐的做法心里有七分敬仰，三姐这种，抬几回我发誓再也不跟她合作了。她很“聪明”地在爸爸面前哭了。爸爸是最看不得孩子们在吃饭前和吃饭时掉眼泪的，差点儿揍我一顿。从此我就暗下决心，我再也不用你的光棍儿了，我自己扛。
一个月之后，我自己晃晃悠悠把煤气扛回家，虽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挺牛气地环顾家里人。我看到妈妈“幸福”地掉下眼泪，手里搓着围裙，嘴里说，特小的声音，“小心腰哇。”
美与美丽
我害怕美丽，在美丽面前我羞涩，因为我不美丽；
我感激美丽，在美丽面前我明白了我的目标；
我靠近美丽，在美丽面前我更内在；
我向往美丽，在美丽面前我用角色对照。
饿的时候，吃着了最美。
困的时候，睡着了最美。
长大以后，生了孩子最美。
老了以后，孩子孝顺最美。
困惑的时候，有老师最美。
困难的时候，有朋友最美。
老人健在，孩子最美。
朋友全在，自己最美。
生病之后，健康最美。
绝症来临，走了最美！
接近伟大，胸怀最美。
画佛
今晚跟小姨一起见到了韩美林先生和夫人周部长。
夜色初上，进入韩先生的院子里，透过车窗，隐约见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和震撼。
作品？还是作品更深邃的那种内涵。佛像的威慈，给予我们战胜邪恶的勇气和被胸怀包裹之后的安全感。
佛和佛像我见过不少，但造佛的大师我从未造访过。原来以为离京城很远的一个地方多不方便，现在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圣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圣地。
韩先生的家里是无法用语言能说清楚的，无法描述艺术与感受同在，奇妙与惊叹共存，满眼皆是绝世之作。
我的手心出汗了，我开始紧张，不知所措，被大师看出来了。
为了调整气氛，韩先生说：“秋芳，不介意我送傅彪一幅光屁股的吧？”大家“轰”地一笑。
韩先生还是个心理学大师。说他是大师，但他从不轻视别人。对我这个演员、晚辈依然亲如家人。看见我今天身体的恢复，先生从不赠字的，习惯又被打破，赠我“依旧潇洒”四个字。这又是厚爱和希望。一代宗师高抬于我，居然给予“傅彪兄”。韩先生太谦逊了。
此时，韩先生又抽出一张黄纸说：“我再给你画尊佛，保佑你。”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美林大师对我太好了。美林大师的人格、品德、艺术无一不能折服我们。美林大师的胸怀无边，他用这三件作品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人一生是光着身子从母亲肚里生出来，追求了半生虽然身体有恙，但康复后会依旧潇洒，继续努力定会修成正果。
美林大师，学生傅彪都想给您磕头了！
*张秋芳作品
儿子出生以前，大家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让我们生四个孩子。老大叫傅翁，老二叫傅豪，老三叫傅农，老四呢，得生一个女孩，叫傅婆。
一路向着光
2005年9月，我开始为彪子挑选墓地，也为自己的心找一归处。
有这样一座陵园，从山坡向下俯瞰，景色竟与从他父母家的山上望下去，惊人地相似。
墓碑周围是一处小小的院落。稀疏的围栏，一面石桌，几张石凳，两棵树。
彪子朋友多，爱热闹。日后去看他，可以伴他一整个下午，喝茶谈天。
我会一幕一幕地回想我们那二十年时光，暖融融的，像一部让人怀念的老电影。
我们相遇了。
我们相爱了。
我们有了家，有了儿子。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彪子生病了。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
彪子第二次做手术。
彪子走了。
那一天，我坚持不让医生将他送进ICU病房，不让他们切开他的气管，给他上呼吸机。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陪在他身边，我告诉他们不要大声地哭，不要惊扰他远走的灵魂。
我坐在一旁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地流泪。我身边是我们14岁的儿子。妈妈、姐姐也在。
小刚、小陆、志诚、韩红、杨立新、小夏、杨敏……我们的朋友在他的床尾，站成一道弧。他们在心里向他最后地道别。
这是一幅安详的画面。彪子一生都在自己与别人的故事中间回旋。“开始”的是戏，“停”后是人生。而此刻，当他真的要谢幕了，却没有人能再喊一声“停”。
直到医生说，上午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从一场长达一年的噩梦中惊醒。
我用手合上了彪子的眼睛，亲吻他的额头，他的嘴唇。我对他说：“彪子，记住我永远爱你。不要害怕，向前走，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
我曾经无数次在深夜里痛哭，绝望地设想这一瞬间的到来。这时我却发现离别没有那么可怕。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笑容，和他健康的时候一样生动、顽皮，像是刚刚给谁讲过一个笑话。而他的灵魂已从病痛的躯体中安然升起。
北京的天空连日阴郁。2005年8月30日9点35分，一缕阳光却从窗口照了进来，穿过白纱帘洒在安静的房间里。于是，彪子这一生带给我的记忆，从始至终都是温暖的。
人生的开场戏（1）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钟楼后面有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西交民巷38号。
1984年春天，中央戏剧学院铁路班的招生考试在这里进行，2000多个年轻人将一座小楼挤得水泄不通。
不满19岁的我刚刚考上空中小姐。
在那个年代，“空姐”是个了不起的职业，漂亮，神气，收入高，福利好，更何况我考取的是国际航班。
那也正是王朔小说《空中小姐》风靡的年代，故事中女主人公死于空难，让家人为我的志向感到忧心忡忡。
“整天都在天上飞，我们的心怎么落得下来？”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干这一行！”
堂哥热爱表演，想上戏剧学院，拉着“赋闲在家”的我陪考。为了给他壮胆，我便去了。
一切都是阴错阳差。准备再三的他初试就被淘汰下来，“考着玩儿”的我却一路绿灯，成为数千人中的幸运儿。
录取名单上一共只有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此去除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新的生活在眼前豁然展开。
我欣然投入其中，却在第一次自由组合作业中就被晾在了一边儿。
这项作业要求大家自寻搭档，共同排演自选片断，由老师综合评分。
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参与过影视剧的拍摄。而当时的我除了对中外电影明星如数家珍，一没有表演经历，二不懂表演，跟谁合作就是拖谁后腿，只好独自坐在排练厅的一角看热闹。
正在我一个人傻笑的时候，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手拿教材走过来。
“哎，我想排《骆驼祥子》片断，你敢不敢演虎妞？”
“我不知道。”我支吾着，心里的确很茫然。
“试试看。来，对词儿。”说着一屁股坐在我身边。
天哪，我哪知道“虎妞”该怎么演？只好对着教材上的白纸黑字，嗑嗑巴巴地念了起来。
他呢，很老练，在当时的我看来“演”得惟妙惟肖，十足一副刘四爷的腔调。
对完词儿，我红着脸，咬着嘴唇不做声。
他打破了沉默：“你……看过《骆驼祥子》吗？”
我使劲点点头，告诉他我在首都剧场看过李婉芬和李祥演的话剧。心底里是想说，我并不是十足的门外汉。
“你得照着那样儿来。”
“我……不会。”我胆怯地告诉他，“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怕因为我而影响了他的第一次成绩。
他看看我，没有一丝犹豫：“你行，一定行。我一句一句教你。”
于是一句虎妞，一句刘四爷，他一个人演着两个角色。我就像鹦鹉学舌似的，总算把台词对了下来。
可虎妞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哪是一个十八岁的“雏儿”能捕捉到的？语气学对了，情绪却不够饱满。几个回合下来，他满头大汗，我面红耳赤。
他一边擦着汗，一边叨咕着：“不错，不错，好多了，再来。”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无奈。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惭愧地低下头，几乎是央求他：“你还是去找别人吧，我实在放不开。”
“你行，一定行。今天先这样，你消化消化，明天再来。”他言语轻松，眼中却掠过一丝焦虑。
人生的开场戏（2）
第二天，我真想找个他看不见的地方躲起来，又巴望他干脆放弃我，直接去找别人。然而，他还是拿着书径直向我走来。我有些垂头丧气。
“今天成就成了，不成你赶紧去找别人。”不等他说话，我先诚恳地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笑，心里特没底的那种：“先来一遍再说。”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和灵气，和前一天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太棒了！你看，我说你成吧？”看得出他的表情和语气有些夸张。
他就是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