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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吻他的额头、嘴唇，他的样子十分安详，像睡着了一样，令我安慰，令我心疼。
朋友们形容，那就像一幅温暖柔和的画面。
阳光照在他的床上，白色的窗纱像是一层柔光镜。
他睡着。我和儿子、姐姐们围坐在床边。小刚、帆子、志诚、韩红、小陆、杨立新、小夏、方圆、文林、杨敏……朋友们在床尾站成一道弧线，大家静静地守望着他。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般福气让生命结束得如此圆满。
为他更衣的时候，姐姐扶他坐起来，正好面对着我。
我惊呆了！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
我拉住儿子的手：“聪聪你看，爸爸在笑呢！快把叔叔阿姨们叫过来！”
伤心哭泣的朋友们闻讯从隔壁房间跑过来，全都愣住了。彪子确实在笑，那笑没有一点凭空想象。他面颊的肌肉向上提着，嘴唇抿得很紧，嘴角向上翘。像是刚刚实施了一场恶作剧，又像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三分腼腆，七分得意。
沈教授不知刚才什么时候躲了出去，现在也来了，眼圈还是红红的。他伏下身拥抱了彪子。躺在床上的彪子依然是笑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笑容都很灿烂。
“我送走过很多病人，像傅老师这样走的真是很少见。”沈教授感慨地说。
彪子的妈妈来了。这打击让她一下苍老了许多。她坐在儿子身边，捂住嘴无声地饮泣。
“妈，您看，他在笑呢。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陪着他，他一定很满意。对他这一生都很满意。”
老人含泪不住地点头。她曾叮嘱过不要让儿子遭太多的罪，看到儿子很安详，笑容如此生动，老人悲痛之余多少获得些安慰。
房间依然温暖，彪子静静躺在那里，笑着安抚家人悲痛的心，他一向是不愿让别人为他操心的，走的时候仍不例外。
太平间的工人抬着一个盒子来了，要把彪子带走。他们把他放进一个塑料袋，又拉上那根粗粗的拉链。
我内心温暖的氛围顿时被无情地打得粉碎。
“等一下！”我的心颤抖着，我音容犹在的亲人此刻就要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一样被“包装”、“搬运”，与我们隔离开。他在那幽暗而逼仄的空间里会有多么孤独，多么难过。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他的嘴唇，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工人们告诉我别把眼泪滴在他身上，那样他会不安。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我知道他一生好热闹，他不愿意被送到那孤独的地方，可他再也不能开口告诉我。
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2）
我再次推开阻拦我的手，擦干眼泪，亲吻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唇。
我们一起送他到太平间，那个听起来令人心安的地方。
乘电梯到地下室，走进昏暗的楼道。沈教授推着车头，我和儿子守护在左右。向右，向左，再向右……七拐八拐，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
简陋、陈旧、幽暗，熄灭了我心头方才蓄积起的光亮。
之前沈教授说已为彪子准备了最好的位置，在中间。工人拉开了一个抽屉，的确，在中间。
那就是属于彪子的世界，冰冷的，漆黑的，他在那里如何还能看到光！
我哭得失了声，心疼而无奈。我不想离开他，不忍留他独自在这里。
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我说，一个人在家感到孤独、凄凉、害怕，那时候我们的家明亮而宽敞。在这里呢，他还能对我说吗？还能听到我安抚的话吗？
金属的抽屉将我们阴阳两隔，我像听到他的哭泣，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的心一下被抽空了。我看着已被关上的抽屉，恍恍惚惚站在那里，那一刻的心疼比他走的一瞬间还要剧烈。我允许他离去，却不能容忍他受苦。
“快走吧，门口有记者。”我僵硬的身子不知被谁拽了出去。
果然，有一名记者举着照相机堵在太平间门口，等着拍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已被掏空的内心突然升起一团怒火。我径直向他扑过去，要砸烂他的相机，砸烂他将要去展示的成绩。他们说那一刻我疯了。
很多双手把我拖了回来，他们拥着愤怒的我继续走，回到楼上。彪子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依偎。他走了，我们却要在各自的世界里承受各自的委屈。
到了楼上，我的心却留在那昏暗的太平间里。
“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失魂地坐在椅子上，反复说着这一句话。
沈教授看我哭得可怜便来安慰我：“我帮你联系更好的地方，行吗？”
我抬起泪眼，哀求地看着他：“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呆在那儿！”
沈教授是无可奈何的：“秋芳，哪儿的太平间都一样，傅老师那个已经是最好的了。”
我的心降到冰点。我知道哭泣和哀求无济于事，到哪里都是一样。
难道没人想过给死者一个温暖的住所吗？难道没人想过太平间要给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一种太平吗？难道没人想过要给死者最后的尊严吗？在那里，死者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但他们无以诉说。
门外突然一阵喧嚣，把我从悲痛中唤醒。原来是一名记者偷了护士的外衣，假扮成护士上来拍照，被武警战士拦了出去。
楼下已经围满了记者，堵住了我回家的路。
彪子走了，我甚至不能一心一意地悲痛。
文林把车开到医院正门口，其他朋友帮我借来医生的白大褂、帽子、口罩，七手八脚把我裹在里面。我和儿子在医院保卫处包处长的护送下，从一条秘密通道安全撤离。
从车窗向外看，视线所及之处全是记者，我和儿子最大程度地蜷缩起身子，车开出很远才直起腰来。
窗外的路那么熟悉，而彪子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开车经过。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1）
推开家门，我彻底崩溃。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到处都是鲜活的记忆。
我看见他在客厅抽烟，和朋友们聊天儿，在茶几边沏茶，讲笑话，在餐桌上吃饭，给大家夹菜，坐在后院的摇椅上看两只鹅扑水玩儿……
我终于肆无忌惮地哭起来。
我们的家依然宽敞明亮，彪子呢？
“你们把他给我弄回来，我不要让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冲着家人和朋友歇斯底里地哭喊，那个“太平”的空间令我的心陷入深深的泥潭。
我不顾任何人的劝阻，哭到睁不开眼。
到了晚上，大家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
我的心“忽”地一下子悬起来。我只顾着自己哭，这么长时间没有照应到儿子，他去哪里了？我发了疯似的到处找，楼上楼下，地下室全部找过，没有儿子的身影。我大声喊着“聪聪——”，没有人答应。我的魂儿又被吓散了。
终于，在后院发现了他，他坐在彪子常坐的那张吊椅上发呆。他穿着短袖、短裤，露在外面的皮肤被蚊子叮出了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大包。
我心疼极了，一把把他搂在怀里：“你干嘛坐在那儿啊，看给蚊子叮的。”
“那儿凉快，信号好，我在给同学发短信。”他红着眼圈说。
我知道他没说实话。他刚刚失去父亲，我这个母亲又不顾一切地号啕，他不肯在我面前哭，只有坐在爸爸最喜欢的地方独自难过。
我轻抚儿子红肿的皮肤慢慢平静下来。
“聪聪，对不起，妈妈只顾自己难过，没顾上你。”我万分自责。
“没事，妈，我还怕您哭不出来呢。今天大家都劝您，可我没劝。我觉得您已经压抑了一年了，我想让您哭出来，您需要发泄。”
“聪聪，咱们以后就看不见爸爸了。妈妈今天哭就是不愿意爸爸呆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咱们都在家，他却一个人在那儿，妈妈就是想起这个受不了。”
“妈，您千万别这么想，呆在冰箱里的只不过是他的肉身，爸爸的灵魂早就上天了。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说不定他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说什么他都能听到。”
我的心豁然开朗，我想象不到，不久前还在为不想去寄宿学校而眼泪汪汪的儿子能说出这番话来。
“可是我还没伺候够爸爸呢，我不愿意让他走。”
“谁都不愿意让他走。”儿子一字一句地说，“可是，您不觉得这种想法太自私了吗？爸爸活得多痛苦，他现在才是彻底解脱了，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我们多长时间没看他那么轻松过了？”
孩子这样说，我才回想起，真的已有很久没见到彪子那轻松、满足的笑容了。
“那，妈妈今天的表现……你会不会看不起妈妈？”
“怎么会呢？爸爸生病这一年您完全围着爸爸转，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思想。我知道您对爸爸的感情，即便是我也无法替代。但以后，咱家的担子就落在我肩上了，有什么事您就跟我商量，我帮您拿主意。”
14岁的儿子跟我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听呆了。他小小的心灵过早地承受了太多负重，他将它们化解掉，又来为我开脱。
天使走远了，仍可与他相依为命。（2）
儿子用了一年的时间，从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男子汉，对我宣称要为这个家负起一半责任。我在欣慰之余，不免有些担心。
“聪聪，妈妈已经觉得你很了不起，我不希望你像爸爸那样出人头地，我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地长大。”
“放心吧，我不会因为我是傅彪的儿子而有压力。但是性格使然，我知道该怎么做！”
当我依着清晰的记忆将儿子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读起来仍不敢相信。一个14岁的男孩，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本该天真无忧、不谙世事，甚至有些“浑”，有些霸道……这一切，或好，或坏，我的儿子都没有了。
他懂事。他越懂事越让我心痛。
追悼会那天，按照习俗，儿子要为爸爸“摔盆儿”。
聪聪抱着父亲的遗像，表情凝重，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到灵柩前面。
无数双送行的眼睛看着他。
“噗通”一声，聪聪一下跪到地上，高高地举起瓦盆“啪”地一声脆响，将瓦盆摔得粉碎。
“爸，走好！”
聪聪用他处于变声期略显嘶哑的声音大声喊道，悲痛而有力。
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喊哭了。
灵车缓缓前进，三十余辆亲朋好友的车辆一路随行。北京市交警特勤处的朋友们操纵着一路绿灯。被堵在路上的群众烦躁地按着喇叭，当大家看到灵车上彪子的照片，一下安静下来，无声地注视着。
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外已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有年迈的长者，也有稚气未脱的孩童，有的骑了一夜自行车凌晨就到达这里，还有的来自外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
中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彪子被推进火化堂。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去对他说最后一句话。聪聪缓缓走到父亲面前，“噗通”一声跪下：“爸，您放心，我会好好把妈妈照顾好，好好长大成人！”
第二天，朋友们在北京展览馆西侧大厅为彪子举行追思会。外厅的牌子上写着：“演过，爱过，快乐过……彪子，我们一起走过。”
小刚和国立见我们母子到了，便来陪我们。他们在追悼会上已经忙碌了一整天，满脸疲惫，我又是感激又是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