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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彪子惟一的户外运动。尽管院里飘荡着鹅粪的味道，但那是每天最有生气、最快乐的时光。
鹅倒也会偷懒，一受宠，便有几天不肯下蛋。鹅又非常聪明，我们一旦动了“杀心”，第二天准又能在笼子里看到又圆又大的鹅蛋。鹅一共下了15只蛋。
起初的几个蛋谁见谁拣，拣到第七个，大家谁也不动了，也不说，专等彪子去拣。
“哎，又下了一个！”他总是兴冲冲地喊。大家则像刚发现似的跟着兴奋。能让他快乐的事越来越少了。
彪子的疼痛开始加重，我每天按时给他打针、吃药。以前见了血腿都发软的我已学会熟练地配药、打针，甚至操作复杂的止痛泵也能独立完成。
“神医”无法止吐，更无法止痛，倒是添了毛病。起初中间人介绍：“师傅是从来不吃肉的，师傅只吃素。”大概是“发功”太辛苦了吧，不知从何时起，大鱼大肉都招呼上了。
神医的“神”字已从我心中抹去，为了不让自己再失望，我干脆连“医”字一同抹去。“谁让彪子舒服呢，就只当是在花了神医的价钱雇了俩洗大澡儿的。”
彪子的疼痛已经很明确——肝区和腰，呼吸的时候肺部也隐隐作痛。晚上，他睡在床上试图找一个相对好受的姿势，问我：“芳芳，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又复发了吧？”没等我回答，他自己就又说一句：“谁他妈想复发啊！”
彪子不再耐心听神医那些空洞的絮叨。他的话变得很少，不下楼，不见人，也不再去后院看鹅。
神医倒也知趣，自知无法解释这“神疗”后的结果，见我们决定采取别的治疗，便顺着台阶“出溜”下去。
“神”医（3）
患了绝症的病人和家属真的无法不迷信！既然医学已经无能为力，就只能祈求神仙的回天之力。
但我并不因此而丢了信仰，仍然相信世上一定是有神医的。
不想抽烟了（1）
彪子曾经嗜烟如命。
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劝他不要再吸烟，他很听话。直到有一回，被我抓了“现形”，才知道彪子的“诡计多端”。
那天，他叫了小徐去散步，我做完家里的事情突然心血来潮出去找他，远远地便看见他手里的烟头一闪一闪。
我不做声，悄悄跟过去，脚步很轻。等他察觉到时，我已靠得很近了。他一惊，慌忙把烟头丢进草丛，回过头若无其事地冲我笑。
“好啊你，背着我偷偷抽烟是吧？”我像训个淘气的孩子。他把手一摊，眨巴着眼，嘻皮笑脸：“没有哇。”
我并不看他的手，而是要求他把嘴张开呼气。他“嘿嘿”地笑着想抵赖，我却坚决不让步。于是他把嘴张成“O”形，不呼气，而是瞪着眼夸张地往里吸气，吸满了气便“嘿嘿”地笑起来，算是承认了一切。
在我的追问下，他从头老实交代。手术后第一次吸烟是在寒冬腊月，他穿戴周正，假装出去散步，哪想天太冷，身体又禁不住，只好猛吸两口就赶紧往家返。
“我第一口就把自己抽晕了，就这么扶着墙回来的。”他调皮地扶着墙挪着步，随后又不好意思地憨笑。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就是这么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他想做的事谁也拦不住。我只好自我安慰：反正吸得不多，与其偷偷摸摸的，还不如让他“尽情享受”。于是家里解除了禁令，吸烟从地下转为地上，但是规定他每天最多抽五支。
朋友们看到彪子从此公然在我面前吸烟，便笑着揭发。原来他不只是躲在外面抽烟，早在家里就吸上了。谁坐得离他最近，他就让谁不许吸烟，万一我过来了，他好把点着的烟塞在人家手里，自己开脱个干净。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人还蒙在鼓里。
我禁不住把朋友们数落一番，大家倒反过来劝我：“想抽就让他抽呗，高高兴兴就好，别让他整天心里不踏实。”
那时候彪子挺得意的：“我跟你说啊，想抽烟是好事儿，要是哪天我不想抽了，那就坏了。”
而后不久，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彪子疼得厉害，整天不肯下楼。朋友们来了，他也只是礼貌性地露一面。我让他下楼吸烟，他动也不肯动。
“那我给你拿到卧室来。”我想再多宠他一些。
他摇摇头：“我不想抽了！”
现在想来，幸好没有真的去严格地控制他吸烟，否则我也许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对于患了绝症的病人，不要坚持那么多的原则，还是尽可能让他们高兴吧。
7月28日下午，彪子突然发烧。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效果不好，便催着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在家给他输液。自打从天津回来，我们的卧室成了家庭病房，我则成了特护。
第二天一早，彪子已经不能下地，头脑也不清醒。我急了，打电话给郑副院长。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把彪子接到病房。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
住院第三天，终于退了烧，又被送去做CT。彪子虚弱极了，可是仍没忘了对医生们道谢。
不想抽烟了（2）
小刚来看他，彪子正弯着腰上床：“哥，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彪子的口气很轻松，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
小刚后来说，他知道那是彪子最后一次和他开玩笑。
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
“不可能！不就是发烧吗？烧退了再养几天我就带他回家！”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不让大脑接受任何“不良信息”。
“这一次，傅老师肯定回不去了。他这是肿瘤热，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沈教授让我看片子，“已经布满了气管，随时会出危险。”
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我呆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不能言语……
当时儿子正在加拿大游学，8月7日回来。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
彪子已不能正常进食，但依然喜欢擦背。自从他病了，我一直叫他“宝贝”。每次问他：“宝贝，敷敷背吗？”他总是爽快地答应。我每天把毛巾泡在热热的水里，拧干后缓缓展开敷在他的背上，彪子舒服极了。现在想想竟是那样幸福，不管怎么样，人在呢，你还能为他做事，为他忙碌。
彪子第一次发病危通知，我告诉妈妈，让她能有心理准备。
妈妈哭得凶，我便强咽下眼泪：“妈，别哭，只要他能走得好，别再受罪。”
妈妈搂着我：“你也得有准备，人在和人不在了不一样！”我知道这是妈妈在1993年爸爸去世以后悟出的道理，我知道人走了就不能再为他做什么，便咬着牙让自己料理好一切，不能留下遗憾。
我让小陆找来一种印泥，能把彪子的手印永远地留下来。我们商量着，告诉他“明星墙”上要留下他的手印，但他去不了，只能让小陆把印泥拿到病房里来。这么一说，彪子很听话地按下了手印。
彪子的骨架仿佛已经支撑不住躯体，从床上坐起来，佝偻得很低，我坐在他的对面，让他把头架在我的肩上。
“聪聪呢？”有一天彪子突然问。我的心一下收紧，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在加拿大呢，是不是想他了？”我已经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
“嗯。”彪子点点头。
“那我让他回来。”
“不要。”彪子使劲摇头，“咱别给学校添麻烦。”
我又问了几次，他依然摇头，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便依了他。
他每天问我，儿子今天在哪里。有一天我告诉他，儿子和同学们正一起去看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他的眼睛亮起来，有几分向往，又像是告诉我他一点不糊涂。
我轻轻拍拍他的脸，称赞他答对了。
彪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儿子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了，我都去不了。”那口气有几分羡慕，有几分沮丧。
我连忙安慰他：“等你好了，咱们也去。”我想，他心里多一个念想，就多一分力气支撑，“彪子，你想去哪儿啊？”
“拉斯维加斯。”彪子调皮地笑了，笑得有些诡异。那是让他赢过赌注的地方，他在怀念那种无往不胜。
来世约定（1）
彪子好像再也没有笑。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下垂，下颚松弛，舌头发硬，对他说任何话，他只点头或摇头。
他躺在床上，左手总是往上抬，举到头顶上，他说不出话，我便一直不懂他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猜，问他：“你是不是想抱抱我？”
摇头。
“想抱抱儿子？”
又摇头。
“是要我搂着你吗？”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个想法。
他使劲点着头，皱着眉头，像是埋怨我：你怎么才说对呀。
我赶紧挤到他的床上，把他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
“要不然就疼。”彪子突然开口说了话，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护士们笑了，笑他羞涩得像个孩子。是啊，已经痛至骨髓，可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他还在为自己的“撒娇”找辙。
自从说过“要不然就疼”，只要我看他歪在床上不肯躺好，便让他靠入我的臂弯里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问他：“彪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好吗？”
他努了努嘴唇，没有说出话。
“你想说什么？下辈子你还要我吗？”
他又努了努嘴唇。
“他是不是想让你吻他一下啊？”二姐在一旁突然悟到了什么。
彪子使劲点点头。
我的泪一下涌上来，把他抱在怀里。我知道彪子的方式，他一定是想说：“让我下辈子娶你，你倒是先吻我一下啊！”
我吻了他。那是心灵的约定。
8月19日，夏力薪在最恰当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本最恰当的书——《西藏生死之书》。这本书告诉我宇宙人生缘起缘灭的自然法则，除了要对生命赋予最神圣的尊严，还要对死亡给予最崇高的关怀。这本书给了我最实质性的帮助，引导我从悲悲切切的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接受死亡，面对死亡，处理死亡，承受死亡，不再惧怕死亡。
19日夜，彪子的血氧和心率出现波动，直到清晨才平稳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郑副院长召去开会。医院的领导、专家坐满了会议室，那阵势告诉我，最害怕的事将要临头了。
院方提出抢救方案，征求我的意见，要把彪子转到ICU抢救室，必要的时候切开气管，上呼吸机。我没有同意。彪子的肿瘤已遍布全身，重要脏器的功能正在衰竭，切开气管只是延长几天时间，可救不了他的命。可以想象那种创伤是何等痛苦。
记得彪子曾跟一个朋友开玩笑：“等我快不行的时候，就求医生开个后门，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虽然是玩笑，但我从中领悟了彪子的意愿，那是他的权利，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权利。
《西藏生死之书》专门写到了如何走向安详的死亡。书中说，如果可能，应该在病人回天乏术的时候，把他安排到单人病房，要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临终者在宁静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