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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仍旧伴随着文明！
熏黑的字（外一首）
旺忘望
当我把“爱”字说到一万次时
我的心已黑得像煤一样了
我的咽喉熏黑了这个字
口腔又在输出时碰弯了它的本意
有一天当我知道了这个字的分重
就沉默了
我知道它重如泰山
但落在地上是没有声音的
凡是听到它就不是它了
从此我口腔的跑道
再没有这个字的起飞
它化作眼中的一滴泪水
把心的黑色冲掉了一些
安 慰
两千年了
十字架上仰天呼喊的那一刻
你痛苦掩面
不知今夜这雨是否还是你流淌的泪滴
我这被造之物用你赐予的同情心
战战兢兢的想安慰你
你说，海洋的痛苦，海鸥无法安慰
梨花谷（外三首）
巴音博罗
这么多着白袍的僧侣
云集于此——
寂静中有天竺之香袭来
涧溪里游几尾木鱼
睡 莲
那穿粉衣的小女子的足尖
多么轻又多么软
即便在世上最薄最薄的玻璃上舞蹈
也踪迹皆无
深秋，经过一片葵花地
大地一声不响地收下了她的黄金
留给我们的，是人类的食粮
是太阳，和太阳的替身
是我自己。在深秋
突然被一大片金灿灿的葵花林
蛮横地拦住
它们要吹下我的头颅
和光秃秃的葵花秆儿一样
留在原野上，呆呆地
守着生命撤离后的寂静
空火柴盒
像一座人去屋空的老宅子
当所有的孩子离去后
再小的房间也显得
空空荡荡
铮铮诗汉王亚平
■ 葛 文
王亚平是位诗人，他不是古人所谓的穷而工诗的人，他毕生工诗，至于因诗而囚，囚而穷，穷而志坚，铸造着诗人具有的昂扬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说是为人的一种财富。这种财富，以时下之论，可谓德。
1972年，我奉田间之意，去看望老诗友王亚平。1937年，他俩在日本东京就因志相识，因诗而交。诗言志，热血青年，旨在寻求救国的真理大道。目睹着日本军国主义对祖国的疯狂侵略，俩人同船回国，决然投身于抗击侵略者的行列。五十年代，在自由欢唱解放胜利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俩诗友，为诗歌走向人民大众，同心致力于“大众诗歌会”的组建。诗情，友情，随日月之阴晴，朗朗于心。田间深信，亚平心中那把火，不因寒霜而偃。中华民族的诗火，从它在祖国大地诞生之日始，无数诗人，如太空之星，就用自身的光彩宣告：诗是把圣火。我怀揣着这把圣火，身上却感到寒噤，心有些慌乱，以至走进那没有门楣的小院，推开那寂寞的屋门，他在躺着？他又犯哮喘了？他……一个声音击碎了我慌乱的心境：“在这儿那！”我转身走近声音的亚平，他笔直的坐在木椅上，一支笔，一沓纸，还有半碗红枣。诗人把半碗红枣推给我说：“你尝尝，这枣甜，我们家乡的红枣，有名的香甜，健身健心。”是的，在淮海战役中，红枣获得了一颗红枣一颗心的美誉，亚平便是其中的一个。我捏一颗红枣送口中，注意到他那双冷峻的眼神中，一丝喜色一闪，便又被眼帘盖住了。看得出来，体虚是实，但圣火仍旺。我小心翼翼地问他：“平反事进展怎样？”他默默说：“期待着吧，相信组织。”我把诗人的心愿带给田间，田间点头重复着说：“是啊，要相信组织。”此时此刻，两人均处在期待中，用自己的心身日复一日的期待着。
希望在召唤，沟坎已被信念踏越，晨曦多么美丽。欢喜的风，从人民心里悄然飘起；好友相邀，饭馆里喝上两杯，超越一点的，便添上三公一母的蟹。亚平、戈茅、方殷三位老诗友，三辆自行车，快如风，慢如蜗，访老友，观水色天光。我约克顿大姐吃北海豌豆黄糕，亚平说：“总有那么一天，咱们大家去吃北海的活鱼。”那么一天，是哪一天？谁知道呢！人人都在期盼着，希望总在膨胀。一天，青年诗人高平，携一幅画卷来，他展开画卷，啊，梅！风吹雪飘中，红梅笑颜。但高平一脸痛楚，言说亚平贫病交迫，想用画换些膳费。田间听罢轻卷画轴，出口长气说：“拿回去吧，画是名画，挂我这儿，不如挂他那儿，他不正是一枝傲霜的梅吗！”田间随即取出二百元交于高平，嘱转告亚平治病养身为第一。
治病，服药。心病呢？卧床，望着窗外的天色、树色、车行、人语，一切都变幻着形成可心的词句，缠缠绵绵诉说。倾诉是相互的，相互言谈方可成为友。于是诗人亚平便起床握笔，喘息着，忙忙录下倾诉的心语：《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这里，我摘录几句，可窥其火光炽燃之情：
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这火光把眼瞳照亮。
……
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这火光把体内热力增强。
……
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这火光激励我的思想。
……
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这火光来自党的教养。
……
我心里有一点火光，
终于沐浴到普照的太阳。
……
这把火燃烧着诗人，激励着诗人，回到党的怀抱，贡献力量。长达20余年的逆境，长达20余年的期盼，1981年亚平终于扑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欢喜流泪的心境，我这支抽笔难能描写。 1982年10月，田间和我受亚平之邀，在他家小院欢聚。家、小院，已略加整理，清爽，明朗，亚平已从阴冷无光的小南屋，搬至阳光照射的小北房了。小屋极简单，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个破衣箱。虽简朴，但却洋溢着欢畅舒展。他重复着一句话：“生活，要重新安排。”是的，生活的阳光正在冉冉铺洒。世间万物怎能离开阳光的哺育，况且是伟大的人呢！生活，期待着诗，诗人正在跃人生活的激流。
亚平有其德，不孤，邻朋皆友。同来欢聚者有孔罗荪夫妇、廖沫沙诗友。大家举杯，贺诗人亚平青春再现……难料啊！仅一年之后，他却匆匆走了。友人为之叹息，说亚平就是那种怀抱信念置生命之上的人。时，我书写挽词，送他远行：
半碗红枣待客，
一枝红梅求援。
融融春意送暖，
铮铮硬汉诗先。
2005年2月于后海
臧克家的悲剧性体验
■ 章亚昕
要理解臧克家，首先要了解诗人的悲剧性体验。
臧克家1905年出生在山东诸城，18岁前一直生活在乡间的家园。他从小不乏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祖父和父亲参加武装反清斗争失利，诗人8岁时母亲就受惊而故世；由于患肺病的缘故，父亲也仅仅活了34岁。家人的惨死，给诗人年幼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创伤；贫苦农民吃糠咽菜、手足胼胝的悲惨生活，也引起了诗人深切的同情。臧克家的情感体验，是他爱诗的“种子”。他生长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喜爱诗章，让诗人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中学时期，新文学改变了臧克家的诗歌观念。读了郭沫若、冯至、汪静之的白话诗，心头的诗意便成长起来。他尤其喜欢郭沫若的《瓶》，从杂志上剪下郭沫若的照片，贴在案头题字说：“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在叔辈诗友“一石”和“双清居士”的直接启发下，臧克家写出了第一首新诗：“秋千架下，／拥积着玲珑的少女；／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诗意中有青春期的淡淡哀愁，但是这种体验还比较肤浅。亲身“识尽愁滋味”，才能把凄苦的人情世态，熔铸成悲剧性的诗篇。那种诗篇就像他的代表作《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它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它抬起头望望前面。”读者都以为“老马”象征农民，其实这首诗却是诗人悲剧性体验的写照。
1923年臧克家在山东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26年秋千里南下到武汉，报考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诗人亲眼见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和汉口英租界的收回，实在太激动了！北伐誓师的场面以及“民众武力”的大旗飘动，化作心中的理想之光。虽然军校的生活紧张而艰苦，但在信念鼓舞下，诗人从奋斗中体会了生命的充实。这种充实感，成为一把衡量人生的尺子。用它比较光明与黑暗，丈量生活的价值，可以捕捉到时代的诗意。1927年的春天，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臧克家满怀义愤参加了追捕右倾分子的行列。为了讨伐夏斗寅，军校与学兵团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征战40天回来，却不料大革命已经失败。这个时代大悲剧，为臧克家揭开万里独行天涯漂泊的序幕。沿江而下，经上海返回山东，一路人地生疏，食宿两难。诗人的身心不堪疲惫与激愤双重折磨，到上海不久便病倒了。回乡后险些被捕，只好远走高飞，逃亡关外。臧克家悲凉的身世之感，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沉痛感受融为一体，这就造成了诗人悲剧性体验的深刻性。
由东北回山东，臧克家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很快就改名为山东大学）。入学的关键是他所写的一句“杂感”，即“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人了无底的苦海！”杂感中饱含了臧克家的悲剧性体验，闻一多由此看到臧克家对人生的体验深度和感悟能力，就欣然接纳了这位学生。臧克家受业于闻一多先生，以古诗词和民歌的修养为基础，认真借鉴新月派的格律化诗风，找到了“自己的诗”。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他学会了严格选择想象和炼字的技巧，并且在1933年出版了具有朴素、真实、含蓄、精练风格的诗集《烙印》。《烙印》的艺术魅力，在于深刻地表现了诗人的悲剧性体验。臧克家在《十年诗选》的《序言》中，说自己是“一个滋生成长在不同时代气流里的悲剧型的生命”，这种身世之感，造成了诗篇的悲凉意境。从此诗人伴随华夏民族的百年悲欢而歌哭终生。
臧克家说过，当他在构思诗作时，那些暗夜里发生的可悲事件，又总是与自己的沉痛回忆相互交融，乃是“叫苦痛迫着，严冬深宵不成眠，一个人咬着牙齿在冷落的院子里，在吼叫的寒风下，一句句，一字字的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一首八行小诗，诗人竟然要推敲一年。那苦吟的过程，就是诗人对灾难进行再体验的过程。是悲剧性体验，决定了臧克家不同于闻一多的创作道路。臧克家的表现手法偏于细腻，可他的创作精神是喜欢宏大的。带有里程碑意味的第二部诗集《罪恶的黑手》，就是向大处走；后来写出上千行的《自己的写照》，更是努力往长里写。诗人一谈诗就讲“博大雄健”，这显然是不寻常的。如《论新诗》主张以“表现大的思想”为新诗的艺术使命，他说：“要用人间的一切学问和世情锻炼自己，而感情往远大处放。诗人要以天地为家，以世界的人类为兄弟。……对于句子的排列，那匠人比玉人雕刻一块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