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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之际特意安排她来照料自己不善理家的丈夫和幼小无依的儿子？
贤淑决不是盲从，更不等于逆来顺受。闰之跟随苏轼十六年，历经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官任，共同遭受责居黄州的生涯，后又从朝廷到州郡，再由州郡回朝廷，几起几落，颠沛流离，但她在苏轼的生活中，决不是可有可无之人。请看下面一例：
苏轼刚到密州当太守时，正值天下大旱，蝗灾四起，百姓饥馑，民不聊生。苏轼到任伊始，便投身灭蝗，接着扶困济危，沿着城墙拣拾弃婴，最后与百姓一道挖野菜，度饥荒，几乎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偶尔在家里发点脾气，对孩子说话声音大些。是可以理解的。苏轼有首《小儿》诗，就记载着家中发生的一件小事：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这个小儿应是闰之在杭州生的苏过，当时仅四岁，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了，大概是想要点好东西吃。苏轼又累又饿，也许是刚刚挖完杞菊、拣罢弃婴，身心交瘁，于是就发了脾气。所谓“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是记述闰之的话，用现在的话语，就是“小孩子不懂事倒罢了，你怎么比他还任性？回到家就生气，干嘛不找点乐子呢？”既有责怪，又有怜爱，还有对丈夫、儿子的双重关怀。接着她就给丈夫洗净茶盏，砌上新茶，或许是端上苏轼喜欢的密州“薄薄酒”，用融融暖意让丈夫回到家庭的温馨之中。
此时苏轼除了自责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说的是另一个故事。晋代名士刘伶是个酒鬼，家里只要有点钱，就被他拿出去买酒喝。为帮他改掉酗酒的毛病，刘夫人常把酒给藏起来，甚至“捐酒毁器”，把酒泼掉，酒器砸了，弄得刘伶在家里只好整天说谎、骗酒喝。苏轼认为闰之的德行，大胜于刘伶夫人，爱而不溺，怨而不肆，像这样惟妙惟肖的诗，这样真真切切的生活感受，不是对闰之最好的赞颂么？
闰之篇狱中悔恨 身后牛衣愧老妻
元丰二年（1079），历经密州、徐州、湖州太守之任的苏轼，因在诗文中“讥切时事①”、“讪上骂下”、“腾沮毁之论②”，被神宗御批差人捉拿，于七月二十八日戴上枷具，押赴汴京，当时情状，被人这样形容：
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皇甫）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巾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吏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
——孔文仲《孔氏谈苑》卷一《苏轼以吟诗下吏》
堂堂太守，天下名士，突然从万人景仰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被皂吏们鸡犬般地呵辱着，面对这种遭际，苏轼都有些不知所措，家人魂惊魄散，惶惶难安，可想而知。
好在苏轼的好友、驸马都尉王诜得知消息后，事先派人通知了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为官的苏辙。苏辙急忙派出家人，星夜兼程，与朝廷捕快展开竟奔，提前一天到了湖州，将这坏消息告诉了苏轼。苏轼当时的应对是：
臣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
——《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闰之自熙宁元年嫁给苏轼，至此已历十二个年头。由于丈夫动不动就拿钱接济别人，家里人口又多，她靠勤劳和节俭，把一切安置得井井有条，再大的困难也能对付。可丈夫出了如此大的事，就像天要塌下来一般，闰之一时无法应对。苏轼为了安慰妻子，临别之前给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真宗皇帝去泰山封禅，回来时听说有个高人杨朴，安贫乐贱，吟诗自娱，不愿为官，便让人将他召到御驾之前。皇上问：“听说你整天与人吟诗唱和，临行之前，有没有人给你作诗送行？”杨朴说：“没有。不过我的老妻唱了一绝。”皇上且惊且喜，问道：“你夫人也会吟诗？不妨诵给朕听听。”杨朴不愿回答。在皇上再三强迫下，他才诵道：“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上听了大笑，不复强留，将杨朴放了回去。说完故事，苏轼还和闰之开起了玩笑：“夫人若是想救我，何不也吟诗一首，感动皇上呢？”
夫人听了，不禁哑然失笑①。
由此可见，苏轼被捕之前，并没有被吓得魂不附体。相反，他在尽力安慰闰之和家人。当时苏迈已经成婚生子，他要陪着父亲前往汴京，闰之带着两个不足十岁的儿子，还要照顾年逾七十的任奶妈以及苏迈的老婆、出身大户人家的范氏和新生的楚老（苏箪，苏轼长孙），全家老小的安危，都系于闰之一身。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为官的苏辙深知嫂子十分艰难，急忙派人到湖州来接她们。当苏轼被押到宿州时，闰之已经启程，全家都在船上。这时御史台再度派人，前来搜寻诗文取证，全家老小，受到极度恫吓。闰之在惊恐之余，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苏轼后来忆道：
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道：“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
——《黄州上文潞公书》，《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苏轼现存的诗文，湖州任上最少，就因闰之一气之下，付之一炬的缘故。可苏轼后来并没怨她，反而以调侃语气述说此事，他对闰之的关爱与理解，于此可见一斑。
苏轼入狱之后，有段时间受辱至极，以为自己会死在狱中，曾写下两首绝命诗，交狱卒梁成，请他转送弟弟子由。二诗如下：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孪虻汀！ �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
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这两首诗，前面一首是留给弟弟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已成为传唱千古的名句，手足之情、胞裔相泽，读之令人唏嘘，据说神宗皇帝看了都为之动容，决意不再杀害苏轼。
然而诗中的重中之重，还是以家小相托。“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已然流露他对妻子儿女的不能尽责的悔恨，“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则是写给闰之的绝笔，一声“老妻”，包含着无限愧怍、无尽深意。
“眼中犀角真吾子”之句，历来注释者都引用史书为例，说苏轼在形容孩童长相怪异、容貌顽劣。
在《国语·郑语》里，确实有“今王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之语，《南部新书》还说“杜琮目为秃角犀……不省刑狱”。其实苏轼这里在写他与闰之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苏迨，这孩子长到三四岁，依然不会说话、无法走路，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曾亲自带着迨儿去天竺寺，请那里的高僧辩才大师给他医治，大师手到病除，还收苏迨为俗家弟子。后来苏轼又多方延请道人为他布气、医治，才使他慢慢恢复成正常孩童的样子。
“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这是苏轼《致辩才》诗中对苏迨的描写，就是狱中遗诗中所说的“犀角”儿。关于“犀角”，唐人任逍遥在相书《月波洞中记》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所谓九骨者，一曰颧骨，二曰驿马骨，三曰将军，四曰日角，五曰月角，六日龙宫，七曰伏犀，八曰巨鳌，九曰龙角。东西两岳高成为颧骨，势入天仓为驿马，耳齐为将军骨，左眉上隐隐而起者名曰月角骨，右眉上隐隐而起者名曰日角骨，绕眼圆起者名龙宫骨，鼻上一骨起者至脑名曰伏犀骨，耳两畔满拙骨高者名曰巨鳌骨，两眉毛入边地稍高似角者名龙角骨，亦名辅角骨。以上九骨皆三品之相。
诚如前人所言，苏轼诗文镕铸典故，犹如洪炉，铁锡俱化，诸子百家、稗史遗文、相书术数，无不容纳。当时高僧仙道，无不对苏迨施展高招，“犀角”之相，褒贬俱存。苏轼和天下父亲一样，儿子再有缺陷，也是自己最爱的宝贝，所以他才用相书的“伏犀骨”、“龙角骨”来称儿子，并以“眼中”与“身后”对举，表明在他眼里，带有病症的儿子，依然是他心魂所系、最为关心。这里不仅隐含着他对儿子的关爱，更深的是对生这孩子的母亲——闰之的最为宽容、也最体己的肯定。
“身后牛衣愧老妻”，这句诗是出自内心的对闰之的忏悔。“牛衣”是贫民百姓的衣着，《汉书·食货志》里曾引董仲舒的话说：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曾在词中这样记载当地农村风物：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之四
显而易见，在苏轼看来，他死之后，闰之只好回老家眉山，靠耕种为生，养活他们的儿子了。“牛衣老妻”，是他对闰之未来情形最恰当的写照。
后来谪居黄州，闰之的“牛衣老妻”风姿，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闰之篇黄州团聚 只愿人生无别离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太皇太后等人的多般解救下，终于获释出狱，被编管在黄州，名义上团练副使，实际为流放罪人。苏轼得到自由后，马上依照原韵，自和前诗二首寄给弟弟，其中仍在关联着寄居南都的老妻：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
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二
“彭泽”即是陶渊明，“维摩”指高僧维摩诘。陶渊明弃官归隐，用头巾自己酿酒，维摩诘是和尚，当然没有妻室，他便把诵经说法而得到的喜悦当成妻子所给的安慰。苏轼用这两个典故，表面上在说丢官投荒并不可怕，即便病了，便以诵经说法来补偿老妻不在身边的落魄，此中恰恰透露出，失去了老妻闰之的料理，他的生活将变得一塌糊涂。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与儿子苏迈一道寄居于定惠寺。闰之带着全家，在苏辙的护送下，取道汴水东下，经淮河、运河再入长江，以期与丈夫在黄州相聚。此时苏辙自请以其官职，为兄贷罪，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管酒税。
苏轼寓居于黄州定惠寺的一段日子，是其一生最为百无聊赖的时期。生性好动、喜欢友朋宴集的他，对消息十分闭塞的黄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