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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苏辙随父拜见雷简夫，决不会在嘉祐元年之后，那时二人已分别与王弗和史氏成亲。此时雷简夫若是再设“双凤堂”以容大苏、小苏，再欲与苏洵结“亲”，岂不是笑话？
稍多留意便会发现，苏轼的身影里绝非一点雷简夫的印记都没有。“龆龀好道”的苏轼有个道号，叫做“铁冠道人”（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铁冠道士》：“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而雷简夫的道号恰恰叫“铁冠道长”。两个“铁冠”之间难道仅是巧合？
逃婚篇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一）
行文到此，大家不禁要问：苏轼少年时代的这桩未成婚事，难道他在后来从未提起？
当然不会。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苏轼曾两次向别人说起“逃婚”，就是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和晚辈透露此事。
苏轼在徐州当太守时，有篇著名的词作，叫《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是写给官妓马盼盼的。词的下半阕是：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从苏轼学生晁补之开始，古今赞赏此词的人，多称它用典精切，“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①”；或是“咏古之超宕，贵神情，不贵迹象②”，仅有一个佚失了姓名的人曾发现此词“惆怅激枭③”。究竟是什么让苏轼既惆怅，又激越凄楚呢？
细细玩味便可知道，这首词的关键所在，是作者所发出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这里的“新怨”，是指对他十分倾慕的徐州歌妓马盼盼，那么“旧欢”呢？词人在前面的“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已然透露，“旧欢”在故园。看到燕子楼，想起张建封父子与关盼盼的传说，再思量眼前和自己形影不离的马盼盼，苏轼不由想到故园曾有的为自己而苦守残灯的“旧欢”。“欢”，从南北朝时起，就一直是“情人”的代词。苏轼于茫茫夜色里，在小园内慢慢思索，一切茫茫然，这才发出“重寻无处”、“古今如梦”的慨叹。清人刘体仁读了此词，曾有所感悟地说：“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平生少年之篇也④”，便隐约体会出此中所隐藏着的不尽往事。
有关《永遇乐》和马盼盼，我们将在“佳人篇”里细谈。
在现存的苏轼作品中，还有一首绝句，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探索的空间。这首诗，题为《四十年前元夕，与故人夜游，得此句》：
午夜胧胧淡月黄，梦回犹有暗尘香。
纵横满地霜槐影，寂寞莲灯半在亡。
元夕就是元宵节之夜，又称“元夜”。在宋代，元宵之夜观灯赏月，是相爱着的青年男女最佳的约会时间和场所。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就有这样一首《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花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今天有人把元宵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很大程度上是从此词所描写的内容而来的。苏轼是出名的快口直心之人，早年的友人只要现诸笔端，全都有名有姓（比如在后来邂逅的刘仲达、忆起的费孝先、陈太初），惟有“隐者”和“故人”，始终不愿明言。很显然，诗中所说的与他曾在元夕之夜同游的“故人”不会是亡妻王弗和一般朋友，极有可能是一个不宜明言的女性。
仔细品味他那首追记四十六年前往事的诗，便会发现，其中只有第一句“午夜胧胧淡月黄”是当年实景，接着就是“梦回犹有暗尘香”。原来这首诗又起源于他的“梦”境。
值得注意的是，“暗尘”这个意象，带有更多的隐幽色彩。《花间词》载有西蜀词人薛道蕴的名作《小重山》，所谓“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裙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就是写男女相思、无由相会的。苏轼诗的第三句“纵横满地槐霜影”，表示地点不在都市内，而在山野之间，结句的“寂寞莲灯”，更准确地道明这位“故人”应在庙里，而且处于“半在亡”的状态，到底是孤灯残火、忽明忽灭，还是人旧情缠绕、惆怅莫名？
应是二者兼而有之。让我们分析一下苏轼这首诗，作于何时何地。
“元夕”是宋代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在皇城汴京，官家要在元日放百官休假三日，皇上自己也要登上宣德门观灯，与百姓同乐，苏轼门生李格非的女儿——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曾深情地忆道：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
——《永遇乐》（以下俱见《全宋词》）
善写都城繁华的柳永，词中所记的元宵节，也都在都城汴京：
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龙凤烛、交光星汉。……向晓色、都人未散。
——《倾杯乐》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更阑烛影花灯下，少年人、往往奇遇。
——《迎新春》
王安石在诗中也曾多次提及皇城元宵夜的盛事：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上元戏呈贡父》
《宋史·礼志》也记载：每年元宵时分，“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苏轼自己的诗，元祐年间，苏轼在汴京，曾写过一首《次韵王晋卿上元侍宴端门》，前四句说：
月上九门开，
星河绕露台。
君方枕中梦，
我亦化人来。
逃婚篇晚年追忆 寂寞莲灯半在亡（二）
“化人”之语，出自《列子·周穆王》 ：“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居亡几何，谒王同游。”苏轼在诗中，不仅说驸马王晋卿的生活犹如南柯一梦，自己也是流亡之魂，不期而归。在这种心情之下，夜里追忆旧人，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元祐年间苏轼五十多岁，忆旧之诗作于此时，四十年前，当是少年之际、十余岁时的事情。
即便那诗作得更晚，也晚不过元祐八年（1093），因为从那以后，他就被贬出京、流落岭南了。元祐八年苏轼五十八岁，“四十年前”仍是他十八岁以前的事情，由此益发证实这位相约于山间寺庙中的异性“故人”，决不会是他十九岁才明媒正娶的王弗。
据此，前面列举的《东园丛说》中所谓“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一夕来奔，苏公……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之说，在苏轼本人的作品里又得到印证；而“一夕来奔”之“夕”，与苏轼诗中、梦中“元夕”，好像也是不无关系。
按照《东园丛说》的说法，也许正是十八岁之前的某个“情人节”（元夕），少年苏轼向与他认识良久的“故人”发出告别之语。
关于苏轼与那“豪右之女”的离合聚散，与雷简夫之间的恩恩怨怨，如今只能在小说中发挥想像、加以补足了。仅就以上史料而论，苏轼少年拒婚、逃婚既是足以成立的事实，也完全可被今人理解；即便他与那女子有过一段接触，甚至曾有过恋情，也应在意料之中。苏轼那时毕竟是个少年，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一开始就能洞察父亲挚友雷简夫的言行，倘若住在相邻的雷氏之女真在“一夕”向他表达爱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情窦初开的苏轼一开始就有拒绝的能力和勇气。
然而，贪婪之人掩饰得再得体，总有露出肮脏手脚的时候，极为豪侈的生活便是肮脏行为的注脚。苏轼兄弟所接触的雅州其他朋友，尤其是苏轼的道友、山林中的老师，决不会三缄其口，而雷简夫之父雷有邻的乱伦之事，早已不是秘密。也许急于用世的苏洵当时会忽略这些，他甚至认为苏家如能与雷家联姻，那对自己和儿子们都是好事。可是年少聪慧、在母亲影响下极重名节的苏轼，一旦觉察就如蝇在口，难以忍受，所以他才要“逃窜山林”，因为那里有隐者、有他的学道师友。
苏洵一开始觉得很没面子，定曾大加光火，要侄子们帮他将苏轼逮回来。所以苏轼才有婚宦过程中“父兄所强”的深刻记忆。“父”之所强的是婚姻，“兄”之所强的是要百般将他从山林中拉回来。
爱女八娘因自己所包办的婚姻不幸惨死，是苏洵转变的关键。这一年苏轼正好十八岁（有关此事，笔者将在苏轼的“家世篇”详细解读）。
少年苏轼为了逃避婚姻而躲进山林，眉山多处山寺都有他的遗迹便是最好的注脚。起初所逃的地方是处于雅州回眉山途中的连鳌山和三峰山，后来又辗转逃到南面的青神。
尽管苏辙那时更小，可“双凤”一词，显然也包括他。苏辙向来都是哥哥的“车辙儿”，但那时他没和兄长一起逃跑。一如陆游等人所言，苏辙对与雷家交往的事终生忌讳，由于他的个性比乃兄严谨，至今尚未露出蛛丝马迹。
可有一个更好的注脚，是肇事者雷简夫自己做出的。雷简夫后来遭贬至死，按道理应该安葬在祖籍陕西郃阳，或者是他曾隐居的终南山。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墓地选在苏轼少年时读过书、题过字的连鳌山下，并留下遗嘱，非让苏洵给他写墓志铭不可。
若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相比，雷简夫的十指和那位犹太商人一样肮脏，但他爱女儿的心情不仅与威尼斯商人一样真诚，他还进一步痴情地关爱着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爱婿”。雷简夫之所以将墓地选在连鳌山，大概想让苏轼写下的那三个大字伴着他。
可叹的是，苏轼的大字如今完好如初，而雷简夫的墓，却没了踪迹。
“多情总被无情恼”，苏轼晚年名作中的一个佳句，也许加在雷简夫的身上，更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
让我们用苏洵《雷简夫墓志铭》中发出的那声长叹结束本篇：
“呜呼太简……孔铭孔悲！”
王弗篇爱妻王弗 自主相恋结姻缘
少年苏轼因为逃婚而深入深山，思想上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时他曾得到过道人或隐士们的帮助。元丰元年，身在徐州太守任上的苏轼在给章质夫的“思堂”作记时，曾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