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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除了给霍英东一个沉痛教训外，亦磨炼了他的意志力和毅力。试想，经此一役，还有什么事能吓倒霍英东？
毫无疑问，东沙岛经历是霍英东人生之中第一宗失败的生意。霍英东也坦承这是失败的经历，但却同时认为这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曾几次对我说：“……我时常想，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去东沙岛？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带着100个大人，在一个荒岛上生活了半年，最后都没有出事，个个都平安回来，有时我真是想不明白，怎么能够做到这样？”
“那时，是不是因为穷，生活环境恶劣，所以一听到有发财的机会，就不顾一切后果去做？”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却断然否认：“并不是的。那时，我听说经营‘海人草’的一家公司的老板，曾经带人七次去东沙岛，但最后都不成功。我很想接受挑战。说真话，那时真不会做生意，要去东沙岛，但没想到打捞‘海人草’的成本有多少，能赚多少钱，这笔账根本没算过。”
停了一下，霍英东又说：“现在，一个导游带一个三四十人的旅行团从香港广州白天鹅，安排他们的吃、食、交通都不容易，何况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仔，带着100人，而且在岛上生活了半年……”
从这一番话中，我隐约可知霍英东为自己年轻时的这段“创举”感到自豪，我甚至认为他的这番话多少带有一点炫耀自己的组织、领导才能的成分。也可能是从那时起，霍英东就表露出了他的“英雄主义”性格，那就是：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第二部分：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冲破禁运海上贸易发迹
朝鲜战争爆发后，霍英东看准了发财的机会，冒险从事海上贸易，偷偷向内地运送物资，赚了第一桶金。
经营玉记船厂
霍母刘氏经营货运多年，加之信誉好，人缘佳，故生意越做越红火。霍英东从东沙岛回来时，他母亲的驳运生意已有一定规模，还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货船。在霍英东的协助下，霍家的驳运生意越做越大。那一年，霍英东还买了一条大拖船，从事驳运业。
另外，那时，在母亲的支持下，霍英东还经营一家玉记船厂。船厂直辖于他太太吕燕妮的名下。“玉记”原设在筲箕湾，规模很小，最初的业务是修葺船只，清理船底、船身的蚝壳等堆积物。
据霍氏集团最老资格的员工凌汉伟回忆，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从广州到香港来，就应霍英东之邀到玉记船厂任职。凌汉伟原在广东省航政局工作，霍经营驳运生意期间时常上广州找凌汉伟办理海运通行证、许可证之类的手续，两人因而结识。凌汉伟介绍说，50年代初期，港府征用玉记船厂厂址，但补偿九龙油塘湾的一幅地给“玉记”。后来，“玉记”发展越来越大，由修葺船只到造船，而后扩展成为香港造船行业颇负盛名的有荣船厂。
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鲜战争经历
霍英东的志向并不在帮母亲从事驳运生意和经营玉记船厂。他总在等候、寻找机会，以期“再战江湖”。
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给霍英东提供了一次从事贸易发财的好机会。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这样一来，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对此，中国也做出适应的对策，其部署是：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
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据一部关于香港发展过程的史书记载，当时，香港“百业萧条，满街满巷都是失业的工人，数以万计的贫民，在港九一带的山坡上栖身，在简陋破败的木屋区中，愁眉不展。”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暂维持香港现状的对策，其实与当时西方国家封杀中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有关。正如《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所言，“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就可以将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通道，粉碎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的企图；同时，利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保持中国的外汇平衡，亦是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特别需要。”
果然，朝鲜战争一爆发，香港的这个窗口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
香港有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正如上述那本史书所写：“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的这段经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盲点”——虽然也曾有报章轻描淡写提过此事。这也为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字，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
这段经历，不仅是霍英东的事业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另外，由于这段经历，外界莫衷一是，而成为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故而我总认为，倘若回避或者轻描淡写，则《霍英东传》就不成其为《霍英东传》——或者说，这样的《霍英东传》是残缺的、不完备的。所以，从一开始采访，我就做好了不避嫌、不忌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理准备。
第一天采访，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经历：“我从来不想回避任何问题，包括朝鲜战争时的生意……”
客观来说，霍英东本意不想回避朝鲜战争问题，但由于多少还有些顾虑，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是，经过几次断断续续的交谈，透过其闪烁其词的讲述，我们还是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这段他向来三缄其口而不为外人所熟悉的传奇经历。
为了让读者直接、准确地了解到霍英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看法，以下有关的内容，我将较多直接引用我和霍英东的采访对话记录。
第二部分：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朝鲜战争生意由贩卖柴油开始
1995年7月4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又一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当时，我尚没有就这个问题发问。
“……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停了一会，霍英东接着说：“发国难财，肯定不。其实，我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很少……”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沉重。
这次，霍英东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提及朝鲜战争的生意。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就此问题谈下去，我也没有提问。但我总是希望找机会，与他专门详谈这个问题。
等到8月11日，亦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我正式向霍英东提起朝鲜战争：“霍生，朝鲜战争无疑是你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你当时怎么想到要与内地做生意，是怎样介入其中的？”
霍英东很爽快，娓娓道来——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据说你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说。
“是的，是不少，但那是几年间赚来的，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那时，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停止这个话题，而言及其它。关于这个问题的采访暂告一段落。
从霍英东以上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三点讯息：一、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的生意是从柴油买卖开始的；二、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霍英东所从事的货运生意获利甚微，真正赚大钱是朝鲜战争的后两年；三、朝鲜战争期间，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贩卖过期和伪劣的西药。
第二部分：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霍英东谈朝鲜战争经历欲言又止，是我意料中的事。那天的采访结尾时，我提议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详尽地和我谈及。
第二天，不知是否有所准备，当我再次提起朝鲜战争问题时，霍英东虽然表示1997香港回归前不想多讲，但是最终还是谈了不少。那天，采访的地点也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里。
“外面有传你在朝鲜战争时‘走私军火’，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直截了当地发问。
“朝鲜战争的事，在1997年7月1日前，我都不是很想讲。当时，禁运后，内地缺乏物资，很困难，而香港是惟一可以支援内地的地区。里面牵涉到一些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我真的不是发了很多‘国难财’。”
“您是直接与内地做生意，还是透过在港的中资机构？”
“当时，我与内地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