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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情专注，仔细打量面前这个神奇的小东西，看上去完全被迷住了。
这支“笔”在开始的时候相当笨拙，还很粗糙。“我都不好意思拿给比尔看”，他笑着说。但他还是拿去给比尔·盖茨看了。比尔大感兴趣，要他继续干，还说无论他需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两年以后，“数字笔”焕然一新，再次摆到微软公司高级主管的会议上，那位“世界上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一眼看出其中奥妙，当即跳将起来，兴奋得把脚上的鞋都脱了，一跃而起，跳到椅子上。
“个人计算机历史的第一个25年，是从比尔·盖茨开始的；第二个25年，有可能要从王坚开始了。”王坚的同事这样说。
大多数人都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但至少比尔·盖茨是认真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也是认真的。他在谈到“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时，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还有王坚的8岁的女儿也是认真的，她在那张照片的下面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比尔叔叔和爸爸。”看来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所以它的有关王坚的一篇采访笔记说，王坚“虽然不懂英文，却是比尔·盖茨的技术顾问。”这话前半句错了，后半句不是夸张。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发表了90多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论文，获得了7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至少12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在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把研究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又发表了大约800篇论文，获得13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几十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创建者李开复和里克·雷斯特的想象，超过了比尔·盖茨的想象，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象。在这数百项成功当中，王坚的“数字笔”也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发明之一。
当你拥有一支“数字笔”的时候，计算机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它只是一支笔和一张纸。这支笔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现在手上的普通圆珠笔，而这张纸是真正的普通书写纸，它可以是单张的，也可以是一叠。你用这支笔在纸上随意书写，就像计算机时代之前你的工作习惯一样，可是你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直接进入一台远距离的电脑终端，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信息。显然，你仍在使用电脑，但你的面前已经没有主机和显示器，没有键盘和鼠标，也没有“视窗”软件操作系统。
王坚把他的“数字笔”视为珍宝，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改变历史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喜欢想天上的事情。”
王坚生长在杭州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奇异的光彩。少年时代的老师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准会跌破眼镜。
事实上，王坚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说是老师心目中的那种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从没得过什么名次，从不参加什么竞赛，甚至没有进过什么好学校，没有读“重点高中”，也没有读“名牌大学”，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的母校杭州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让他终于和“名校”沾了边。不过，他一直不认为自己和这所大学的荣耀有什么关联。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是哪个学校的。”他笑着说。这话听上去是谦虚，其实了解他的经历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他15岁那年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不去读“重点高中”。
进入“重点高中”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初中学生的梦想，不知道为什么，王坚就是没有这个冲动。他的成绩本来属于中等，在重点高中的第一轮考试中落选，但他通过了第二轮扩大招生的考试，并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场情感上的大跌宕。儿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对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儿子忽然说，他不想去读那所“重点高中”。妈妈先是惊讶，接着失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决定尊重儿子的选择。
“你可要想好了，”妈妈把最坏的前景告诉儿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那就要下乡了。”
王坚选择留在自己原来的学校里读高中。这学校就在他家门口，是杭州城里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但他喜欢它：“它有很长的历史，校风也好，只不过升学率不高，感觉上不如‘重点学校’那么风光。”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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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很多年以后，王坚还能记得那一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决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妈心里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别感谢她尊重了我的选择。”可是日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有点后怕：“现在很难想象，我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后来考不上大学，那可真的惨了。”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很难说王坚的决定有什么特别动机，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刚刚
恢复高考，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还没有意识到“重点学校”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这孩子的性格中那种不愿“随大溜”的意志发生了作用。
我这人好像和别的人不太一样。读书的时候我很轻松，我不在意成绩、名次之类的东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学校，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成绩、名次或者学校怎么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其实挺差的，每次考试之后妈妈不骂我就算不错了，还记得有一次分数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师作检讨。我曾经当过班长，但那也不是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大家都在争夺“重点高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分数的压力，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后，王坚迷上办报。那是一张油印小报，他自任主编，实际上把记者编辑美术设计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采自编，自己刻钢板，自己印报纸，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但却乐在其中。他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度过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几个月里，老师天天给学生分析形势，掐着手指计算出，全班50个同学中能考上大学的人也就七八个。王坚一看成绩单，明白自己不在老师的名单里，因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后。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当初不上重点高中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坚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日夜苦读迎接挑战，他却依然和他的小报难解难分。老师对他说：“再不把报纸停下来，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决定让他的报纸有个光明的结尾。于是坐下来，用全部感情来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语文老师后来说，这是他整个中学期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偏远荒凉。众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围升起恐惧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谁也不敢预料前边有什么。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行进路线，犹豫着不敢继续前进。但是王坚相信道路没有错误，目标就在前边，那是山顶上的一座庙宇。于是大家彼此鼓励，满怀信心继续前进，终于找到那座庙。大家一阵欢呼，既兴奋又疲倦，纷纷倒在满地竹叶上，和衣而睡。就在这时，茫茫夜色中出现一个和尚。和尚递过一盏油灯，灯光如豆，在黑暗里燃起一片光明。
这是王坚给他的中学同学讲的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了，他才想起，现在他的目标不是山上的庙宇，而是大学。尽管老师的排名表上没有他，但他觉得那盏油灯依然在前面引导着他。
高考的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超过了他自己的估计。这个一向排在20位之后的学生，居然考了全班第三，真是前所未有。不过，这成绩仍然不够好，比他希望去的浙江大学分数线还少30分。结果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录取了他。这不是重点大学，但他仍然很高兴，觉得自己运气好，因为班里很多同学平时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他好，却都没有考上大学。
他在杭州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然后继续读硕士和博士。他有很多次机会换到更好的学校去，1984年考研究生时是一次，但他仍然选择杭州大学；1986年考博士生时，又是一次，他还是选择杭州大学；1989年出国进修，是第三次，他又回到杭州大学，做了一个教师。过了很多年，他的学校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他终于有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头衔，还成了心理学系的主任和教授，这是多少人渴望的“牌子”啊，居然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掉到他的手里。但是，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曾经叙述过的，他不喜欢学校扩张之后那种大而化之、不做实事的风气，他放弃了他的名牌大学的光环，辞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职务，跑到北京，在微软研究院里做了一个普通的研究员。
王坚的很多行为让旁人无法理解，连老师也感到奇怪。比如大多数学生的分数都会跟着考试的难度起伏，他却是个例外。有一次考试，题很难，全班50个同学只有三人及格，他是70多分。不久之后又一次考试，题很容易，大部分同学都是90多分，他还是70多分。老师望着这学生有些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只是说：
有些人考了很高的分数，却有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学过的东西，一定是学会了，我不会把我没学到的东西放在肚子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在考试中证明我自己的能力。不需要通过排名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大学毕业了，他想报考研究生。他是文科学生，按照考试规则，必须选考一门理科课程。别的考生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选择自己擅长的内容，而他竟选择了自己最差的高等数学。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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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填好报名表，回家一看数学参考题，居然全都不会。这个一向不为考试发愁的学生，现在也不免着急。距离考试还剩三个月，他一算时间，决定采取超常规手段。他向学校团总支书记借了一间宿舍，把门一锁，每天不干别的，只做数学题。
那时候他正在争取入党，党组织的领导来批评他，说“一个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天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呢？”但是他顾不了这些，依然沉浸在数学世界中，拒绝任何
人来打扰他。
“我只是觉得应该去学学数学，不然以后没有机会学了，可能还想挑战一次自我。”他后来这样形容自己的那一次经历。“没想到我差点就把自己给毁了。”
结果他没有毁掉他的研究生，事实上他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可能是那届考生中最好的。不过，为了这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他的入党真的被推迟了。
看来，这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