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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共鸣。施才为了欢迎我的到来，晚上在学校操场上举办了一个篝火晚会。住校的八十多个学生参加了晚会。晚会的台子就是操场的主席台，在主席台下燃起了两堆篝火，篝火上烤着两只山羊。当香气四处弥漫时，晚会开始了。这是我参加过的一个最具震撼力的晚会，我完全没料到山里的孩子竟然表演了那么多令我吃惊不已的节目。
女生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由六个女孩子上来表演。动作有些笨拙，但她们的表情却是那么开朗；男生小合唱《游击队员之歌》，四个小伙子落落大方地站在台上，配合默契地唱出了他们的风采；女生小合唱《雪绒花》，二十个女生竟然用英语演唱，发音准确，声情并茂；小提琴独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山里娃居然潇洒地拉完了全曲；话剧《雷雨》片段，八个孩子演得有板有眼……
我的眼睛湿润了，如果这些节目是城里的孩子演的，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在满处是文化的大环境中熏也能熏出个一二三来。这是在与城市文明相差不知多少年的大山里，孩子们能表演节目，先不说表演水平，就说走上舞台，已经是太不容易了，他们要冲破多少禁锢才能把青春的光彩展示出来。
“一年多以前，他们还什么都不会。”施才用刀子拉下一块肉，递给我说。
“你们为什么想到来这里办教育？”我问。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曾来过这里，被这里的风景迷住了。”文烁回忆道。她是个娇小美丽的女人，青春的光彩还在她的额头上闪动。“当时我想，要是能在这里生活该多好。”
“所以你们毕业后就跑到这里来了？”我问。
“没那么简单。”施才说，“毕业时，我们认真讨论过将来的工作问题。服从分配，肯定是留在市里的机关或学校；自己找出路，文烁的姑姑在英国，早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考研究生，我是没多大问题，文烁就没机会了，因为艺术系不招研究生。我们想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也算是磨练自己吧，就想到了这里。和学校谈，和市教育局谈，和县教育局谈，所有的人都劝我们认真考虑，这不是儿戏。他们越这么说，我们越坚定，就跑到乡里来了。乡领导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得到同意，把曹子营中学交给我们来试办三年，三年以后如果我们想离开这里，市教育局可以重新给我们安排工作。”
“我们已经来了两年了，再过一年，我们肯定会离开这里。”文烁说。
“为什么呢？你们不是干得很有成绩吗？”
“成绩当然是有目共睹的。”施才介绍说，“去年的初三毕业班，有八名同学考上了市里的中专学校，十三名同学考上了技校，还有六个同学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这是这所学校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初三毕业班，如果学生们愿意，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能从这里考走，开始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
“你们干得这么有成绩，为什么还要走呢？”我追问道。理想正在变为现实，没有理由不继续干下去。
“我们是带着理想来的，是想用教育来改变山里孩子的命运。”文烁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让他们打开了梦想的翅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相当多的孩子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我们是在孤军奋战，除了孩子们，没有人支持我们。”
“县、乡领导不支持吗？”我问。两个年轻人怀着火热的理想来到大山深处，用青春和知识辛勤地耕耘孩子们如蛮荒般的心灵处女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竟然会得不到支持，这太令人奇怪了。
“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施才说，“我们想以人为本，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重新设置了课程，不仅教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还请人来教孩子们劳动技能。县里和乡里没有经费支持，我们只好自己找钱，文烁把姑姑给的十万块钱都投到这里了，建起了几个劳动技能训练基地。可是，在我们把钱投进来后，没想到第二年就不给我们拨教育经费了，说我们自己能够解决办学经费问题。”
“好像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欠这里的。”文烁不满地说。
“如果把学校完全办成农场，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这里出产的一切都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可我们办的是学校不是农场，那些鸡场、蘑菇大棚什么的，主要是为了学生实习，鸡蛋、蘑菇都给补贴到学生伙食里面了，根本就没有拿去卖。没有教育经费，我们可以，老师就很难了，他们要养家糊口，不能没有工资。”
“小白，你知道乡里是怎么想的吗？”我有些愤怒了。
“不全知道，我听个别领导说他们是瞎折腾，等折腾累了就该走人了。”小白说，“据我了解，全县乡以下的学校没有大学生，原来有几个，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后来都平反了，平反后就调走了。他们两个来这里时就让人怀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可上面又让支持，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你认为他们是留下来继续干呢，还是拍屁股走人？”我问小白。
“我不好说什么。要问我个人意见，还是走人好。”小白说。
“为什么呢？这里太需要他们这样的人了。”我说。
“是需要，可他们所改变的东西是这里的人们难以接受的，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孩子们渴望离开这里，那留在这里的长辈怎么办？他们的教育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了危机感。”小白分析道。
十八
“我们就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文烁说，“孩子们接受了全新的教育，完全有可能使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来的。”施才说，“我们还向村里建议，利用这里的优美环境，开发旅游度假资源，让城里人送钱来。”
“结果呢，村里人以为我们要干什么坏事。”文烁说着无可奈何地笑了。
“不被理解，得不到支持，是我们最苦恼的事。”施才感慨道。
“要是得到市里的支持呢？”我要把他们写进调查报告，如果能引起市领导的重视，上级的支持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那要看怎么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文烁说，“不能说起来千斤，落实起来四两。”
“如果市里能把这里变成农村中学教改实验基地，让农村学校的老师们来这里实习，推广这种教育模式，改变农村中学的应试教育模式，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了。”施才深思熟虑地说。
“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会把你们的愿望写进调查报告的。不管怎么说，你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相信，无论你们将来去了哪里，都不会忘记这里的。”
“谢谢你的理解。”施才激动地说，“文烁，毕竟还是有人理解咱们的。”
我把对他们的理解写进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对两个年轻人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6
我到现在也不敢断定，跟随王市长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是我生命中一个无解的难题。暴风雨一阵紧似一阵，敲得我头皮发麻。我用双手捂着脸，蹲在地上，痛苦地祷告，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跟随王市长这件事搞明白。
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走遍了石窝子乡的每一所学校，在这块被大山和森林覆盖的土地上，我遇见了太多的不解，也遇见了太多的感动。相当多的教育工作者在缺乏教育经费，甚至长期拿不到工资的情况下，开拓了多种生存方式，履行着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我在破旧的山神庙里听过课，跟随着巡讲的老师在深山老林里转过，和几乎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师一起采过蘑菇……
我把自己关在乡招待所，花了两周的时间撰写调查报告。因为掌握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写起来很顺手，洋洋洒洒地写了三万多字，报告有观点，有实例，有分析，有论证，有感情，是一篇能把自己感动的力作。
写完之后我复印了五份，一份上交市讲师团，一份交给县委书记，一份交给县教育局，一份送给了石窝子乡，还有一份自己留下了。我希望调查报告能引起领导的重视，着手解决我在报告中所列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工作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任何一级领导看了，都应该在第一时间内找我谈话，和我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然而，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如石沉大海，没有音信。其他成员的调查报告和我的一样，似乎没有人理会我们的一腔热情。
我利用探亲时间，把调查报告带回家，交给杨倩。她翻了翻说：“你还真下功夫，真是我的傻丈夫。”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叫什么教育基础，什么教育设施，能培养出什么接班人？农村教育必须要改革，不能再搞以考大学为目标的应试教育，百分之九十的孩子需要的是改变他们生存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实用劳动技能教育。”我的情绪颇为激动，又回到了撰写调查报告时的心态。
“你的想法未免天真了。”已经当上副处长的杨倩像个领导似的点拨我。“师资从哪来？教育设施和条件谁给？如果按照你所设想的去实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老师要重新安置，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教育经费改善教育环境，谁能拿出天文数字的钱来干这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改变区域性生存环境最有效的方式，要想提高生存质量，首先要提高人的质量。”
“大道理谁不懂？百废待兴，你教育算老几？”
“我说怎么没有引起重视，原来是你们这些当领导的都得了近视眼，看不了那么远。”我的情绪已经由激动转为愤怒了。
“我们别争了，争半天也是瞎争。”杨倩挂起免战牌。“实话告诉你吧，你的调查报告领导可能看都没看到，这种长篇大论的报告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通常是到不了领导手里的，我们当秘书的就会处理掉。”
“不会吧，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不会被当成垃圾一样扔掉吧？”
“领导也是人，要是什么都看，还不累死？”
“不行，我一定要送给市领导看，那些默默无闻的教育工作者常年累月地干，我们又在下面跑了半年多，领导花上一两天看报告，这要求不过分吧？”
“这样吧，我跟李部说一下，请她给你们的王市长打个电话。王市长是她的党校同学，又是平级干部，应该会给个面子的。”
十九
杨倩说了就做，两天后，王市长的秘书小田打电话找我，让我把调查报告直接送到王市长的办公室。王市长不在，是小田接的，我以为小田只不过是替王市长演场戏，在李部长那里有个交代就行了。因为王市长是管工业的，和教育不搭界。我知道市领导是按照分工行使职权的，属于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里面自己就是老大，除非级别比他高的人说话他还听一听，平级或下级干部说话基本是不起作用的。我的调查报告主要写的是农村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