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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医生和弗兰克也没法躲过这长时间禁闭的影响。
不久，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想把我从睡袋里弄出来。
12月初的时候，天气有所缓和，库克医生决定到黑暗中去试试他做的雪橇和冰鞋。
他说他会在两个星期内回来。
他走几天后，我便开始发烧，他回来很长时间以后，我都没有恢复过来。
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达科他”，梦见库克医生没有带我参加这次探险，梦见自己在等他从北极回来，等着听他是否还活着的消息，等着他的信。
我觉得一切似乎发生在多年前，他出门探险，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收到他的信，也不知道他的下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来，还会不会来。
我梦见他在伊塔给我写信，就像他给库克夫人写信一样，他解释为什么当时不能和我说实话。
而我也像从前一样，无法给他回信，无法问他信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等我下次有他的消息时，肯定还是一封信。
时不时我会从高烧中醒来，发现库克医生在量我的脉搏，他的手拿着我的手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道。
他冲我微笑，却不说话，要不就是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第二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着。
弗兰克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把我固定，库克医生的听诊器在我裸露的背上移动。
我神智完全恢复是在节礼日。
“冬天的午夜已经过去两天了，德夫林。”库克医生说道。
“太阳该回来了。”暴风雪最强烈的时候已经过去。
我们又可以出去了。
我知道我们会在二月向极地进发，也就是说，我得在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里康复过来。
我想尽力表现得优秀些，分外的工作也干，他们两个做完体操后，我还要再多做好大一会儿。
库克医生又警告我，要小心旧病复发。
每天早上都有那么几分钟，东边的天空会闪过光亮如银河般的云朵。
库克医生告诉我们，那是太阳快要出来的迹象。
“可能没有够我们三个人吃的食物。
”库克医生说道。
几个星期以来，我都盼着他说这样的话。
我已经完全恢复，可我知道，看到我在探险初期便成了这个样子，库克医生肯定会非常担心，会担心我可能死在赴北极的路上。
往最好处想，他可能会觉得我会耽误他的计划，会导致探险失败。
他对我笑。
我想他是要准备告诉我，他知道把我扔在后面我会很失望，可他希望我能理解，的确有必要这么做，他也希望我拿出风度来接受这个坏消息，因为这也是我的天性。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弗兰克不跟我们去北极了。”他说道。
我扑向他，抱住他，像爱斯基摩人一般围着他跳起舞来。
库克医生告诉我，从请他跟我们一起呆在伊塔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在我们达到目标或自己返回之前，要早早把鲁道夫·弗兰克送回去。
“我们需要他帮忙修建小屋，我们也应对他的陪伴心存感激，他从布鲁克林来，陪我们度过了北极的黑夜。这听起来很残酷，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或许会让他先走的。”在太阳回来以后，库克医生告诉了弗兰克他的决定。
他们用德语交谈，弗兰克指着我，很明显是在说库克医生对他不公平，为什么要把整个冬天都靠人照顾的病人留下。
他们争论时，库克医生从没提高嗓门，只是告诉他有人得留下照看小屋和其中的物品。
争执延续数日，弗兰克最终屈服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35章
我们装了11架雪橇，有枪支弹药、肉饼、毛皮、三个烧酒精的野营炉、备用雪地鞋，还有一顶帐篷。
库克医生从许多爱斯基摩志愿者当中选了12位跟我们一起走。
库克医生告诉我，只有两个会和我们一起到北极，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两个。
没跟我们一起走的爱斯基摩人给了我们一些狗。
出发时，我们有103条狗，有替换的狗。
它们可以分组拉雪橇，其他的可以在一旁奔跑。
我们的狗、雪橇和人们的车队要离开伊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可以升到半空了，而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很长一段的黎明和黄昏。
留在身后的人跟我们挥手道别。
库克医生说，爱斯基摩的语言里似乎没有“再见”这个词。
弗兰克早上跟我们有礼貌地告了别，他呆在小房子里。
我为他难过，也为在极地黑夜中我曾针对他而产生的那些想法而难过。
我们跟着爱斯基摩向导穿过埃尔斯米尔。
除了有些艰难，坐雪橇前行要比呆在单调乏味的北极黑暗中好忍受得多。
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留起了胡子。
没有镜子，可以用手感觉到。
我的病看来更多是心理方面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像所担心的那么虚弱。
可第一周时，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地得在雪橇上坐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用的旅客，一个雪橇狗的负担，探险队的累赘。
可我很快就学会跟上别人的步伐，很快学会穿着雪地鞋小跑，还有在平坦地区站在雪橇后面转弯的窍门。
库克从他驾驭的最大的雪橇上卸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架。
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
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
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
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
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
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
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
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
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
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
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
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
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
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
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
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
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
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
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
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
他好像从不睡觉。
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
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
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
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
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
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
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
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
看上去在组成世界的元素里，火的部分只剩下这点蓝色了。
我们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喝茶和睡觉。
我们吃肉饼的时候没有一点胃口，那味道跟燃料差不多，又跟太妃糖一样易碎。
很快，我们就到了爱斯基摩人也从没到过的地方。
对于怎么用指南针和六分仪，他们还都不如我。
我们看不见大地，看不到什么标志性的地方。
我们没有参照物，库克医生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指着的目标，然后告诉我们得用多长时间到达那儿。
我们的前面，后方，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以觉察不到的方式在动。
如果我们按照原路线返回，从航海角度看，我们再也碰不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了。
我们将找不到曾睡觉的小屋。
我们要是能在身后撒下一路的油漆，就算不曾下雪，回来时也不会找到了。
我们一路走过时的冰会融化，位置和形状也在不断变化。
有时候我们感觉最好不要在某些地方扎营，因为给我们的感觉不仅仅是在移动，而是我们在被移动。
看起来固定而坚实的表面上，我们感到自己是在无助并且无目的地漂流。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着身后，跟昨晚的样子不一样了，我们找不到自己从哪儿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昨夜停下时看到的前方，也和现在的不一样了。
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库克医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在地图上标出我们的位置。
他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听他说我们在哪儿，尽管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算出来我们的位置的。
他用工具持续度量天气和冰的状况，计算海流，记着日志，每天不同的时间记下我们影子的高度。
我嫉妒他会用这些仪器，可以把数据收集起来用到地图上，可以在白色的海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爱斯基摩人也是第一次到看不到大地的地方来，他们吓坏了。
他们不习惯让别人领航。
他们没法理解地图上竟然没有大地，他们也许在担心我们已经迷路了，担心库克医生带错了路，我们估计都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两个没有对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