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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想真正的情况，便让人气馁。
这儿没有白天，只有日复一日的黄昏，中间是永无尽头的黑暗。
看起来，遥远处的光好像是过去的遗留，是曾经所记录或记忆的事，历史和记忆正在淡去，很快除了黑暗便会一无所有。
不单是我有这种想法。
有一次，库克医生说了句“过去日子的光”，他说是在引用《帕尔格雷夫英诗集粹》里一首诗的头一句。
他说他第一次形容如此暗淡的日光，还是在红石屋的那次探险中。
有一天，太阳根本没滑过地平线，只露一个角，便慢慢落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太阳出来得越来越少了。
十分之九，四分之三，一半，三分之一。
太阳开始变成一团红色，然后是月牙状，然后像镰刀。
最后，我们扔掉手头的东西再看时，看到的只是帽檐一般升起的一牙红色。
红色消失后，从10月25日起，几个星期里我们便只能从太阳应该升起的地方看到一片微弱的光。
后来，这样的光也逐渐淡去，变得毫无规则，就像一支蜡烛放在一个毛玻璃做成的盒子里，而我们还觉得那是太阳。
以后很久的日子里，我们每天还会等着太阳，看着它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等待它会不顾季节而升起。
北冰洋的夜晚会是什么样子？随着日光日渐稀少，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困扰我。
与伊塔肯定还不一样。
现在看到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库克医生注意到我的疑惑。
“你会做得很好，德夫林。”他说。
“我们不会挨饿受冻。需要忍受的只有黑暗。
我们有工作做，有书读，过了圣诞节后会有很长的路要期待。”每天，他都说这样的话鼓励我。
“骨子里你就适应北极的黑夜。”他说。
“你有耐心，脾气又好。你适应孤独。”库克医生让我相信，呆在盒子屋里便不会冷，甚至外面也不会。
可我还需要一点亲身体验来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
皮尔里握住我手的一刻，其实已经告诉我，尽管我在格陵兰南部的海滩上过了一夏，对北冰洋其实仍是一无所知。
每晚睡在装备齐全的埃里克号上，我觉得伊塔的夏天要比信号山好过得多。
我想到冰沟，就是比尔及亚号上的船员为丹柯上尉挖的坟墓，他是南极探险中唯一的牺牲者。
他们挖了6英尺深，好像以为冰会像土，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
杀死丹柯的不是寒冷的天气，而是无尽的黑暗。
我还从没认真想过，我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北极探险队里的成员。
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只要有一个缝隙，风便会尖叫着进来，风会让北格陵兰的探险队员不敢再说话，会尖叫起来，会请求宽恕。
我担心自己能不能熬得过几个月的黑暗与禁闭，我会不会成为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位北极探险家。
我在想，北极是怎样让壮硕而坚强的皮尔里变成了那个样子。
我记得他吊在我手上，在两船之间时的脸色。
我是多么自以为是，竟认为自己可以承受皮尔里这样的人承受过的一切。
我想抵挡住这些想法，它们却越来越重地压在我身上。
最寒冷的时刻到来后，再坚定的天性恐怕也难于抵挡。
库克医生为我们想出了各种户外活动，有扔石头比赛，有用鹅卵石玩的弹球游戏，有三条腿竞赛，就是我们组成两人小组，跟那些无法忍受生活毫无生气的爱斯基摩人进行比赛。
我告诉库克医生，巴特利特船长曾跟我说过的话，我们开始得太靠南了。
库克医生说，从南边开始会让我们在冬天有更多鲜肉，还有没用过的狗。
我们的线路的确比皮尔里的多400英里，可我们会穿过猎物大量出没的地方。
我没想掩饰自己的怀疑。
“想想再次看到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吧。”库克医生说道。
“你可以让自己觉得好过些，只要你自己装作感觉好就行。
记得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有多温暖，阳光有多明媚吗？那天你在我屋外的阳光下站了好久。
记得我给你的那杯好喝的橙汁吗？”我试了他的办法，想到阳光普照的日子只能让我更加渴望阳光。
我变得不愿讲话，不愿让字母随意出来，似乎说话会让我失去什么，似乎跟其他东西一样，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短缺，我不愿跟别人分享自己的那份。
库克医生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刻表，他说如果我和弗兰克不想生病，就得照做。
我们6点起床，6点30分吃早饭，看书或写东西到10点，喝杯咖啡后到户外锻炼，做的是库克医生设计的体操，是他最初为比尔及亚号上长年在船上工作的船员设计的。
如果是阴天，四处便是一片漆黑。
要不是我们在小屋周围点起的灯笼，都看不到自己在雪地上的脚印。
中午我们吃午饭，然后便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干，很多爱斯基摩人会来做客。
他们带来兽皮做的鼓，敲着鼓，唱着歌，在小屋里跳起舞来。
动物油脂的蜡烛冒出的黑烟，加上雪茄和香烟的烟，会让小屋里几乎无法呼吸。
爱斯基摩的舞者，还有妇女，会把衣服脱到腰部，会跳到身上流满汗水。
每个人都喝茶，吃风干的海鸟蛋，他们的海鸟蛋似乎永远也吃不完。
我们越是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外边去，爱斯基摩人就越乐意到我们这儿来。
有时候，下午会有很多活儿要干。
如库克医生说的，小屋子变成了极地探险的设备和给养的加工厂。
爱斯基摩人用干的海象肉为我们做干肉饼。
他们把饼切成6英寸的小条，挂在钩子上晾三天。
在这期间，所有的水分和油脂会从饼上滴下来，滴得小屋地面上到处都是。
肉饼彻底干了以后，我们把它装在锡皮桶里，盖子用铁丝缠紧。
接着，爱斯基摩人把另一种“庄稼”挂上去。
他们共做了1500磅的肉饼。
有几个星期，挂在屋里的肉饼看上去就像是芳香的装饰物一般。
最后一批肉饼取下来后，墙上和钩子上空荡荡的，看着那么不自在，我们就把没法钉起来的东西都挂上去。
爱斯基摩人不断给我们拿来鲜肉，他们在黑暗中尽可能地捕猎、下套。
他们给我们一只绒鸭，我们给他们三块饼干。
月色中，他们借我们的步枪去打野兔，回到小屋后，给我们收成的一半。
库克医生在小屋里隔出一间暗房，可以冲洗照片。
他用面粉糊堵住房子里的缝隙，面粉糊干后，比水泥还坚硬。
爱斯基摩人排队进到暗房里，去看红色的光，还有影像魔术般地从水里泡着的纸上面显现出来。
“诺维噢”，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们也时不时总可以从那间屋子里听到“诺维噢”。
他们把库克医生称为“塔塞所”，“大药人”的意思。
他们从以前的行程中记住了他，包括北格陵兰的那一次。
他们非常详细地回忆这些探险的细节，比他记得要详尽得多，特别是他曾为他们治好过的病。
他们还和15年前一样对他心存感激。
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紧密连接的，无法理解我来格陵兰是为了寻找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我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只能让他们强化这种看法，他们也总是很失望，从他们的陪伴中我似乎得不到什么安慰。
每天我们见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演哑剧似地装出找寻的样子，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难过地摇摇头。
他们跟我保证，当时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的时候，他们曾尽全力寻找过他。
我发现自己对库克医生会和鲁道夫·弗兰克商量事情而生气。
他是个厨子，没有在北极呆过的经验，我们也只认识他几个星期而已，而他竟享有我花了几年才享有的荣誉。
弗兰克比我高，也比我更强壮。
他英语不好，所以不太说话，我们也不大交谈。
他和库克医生说德语，库克医生用他并不流利的德语下命令，弗兰克会嘟哝出几个德语词，然后去干他以为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情。
我在想，他是否对我没信心，所以才请弗兰克作候补。
也有可能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他便对我有些失望，但又没有说出来因为怕伤害我。
他做这些也许只是不想破坏曾给我许的诺言，想让我成为探险家的诺言。
我觉得弗兰克夺取了我的地位。
或许弗兰克在出发前便知道我们要去北极。
他和库克医生一样，是在布鲁克林的德国人。
库克医生或许早就认识他。
我没办法抵御这些荒唐的猜测。
为抵挡黑暗带来的烦恼，我几个星期没跟可怜的弗兰克说话。
要不是他，我不会这样，库克医生原本不该怀疑我。
我知道，有时探险家会觉得不再需要助手协助，会让他们在途中提早回去。
库克医生或许正打算让我回去，想救我的命。
我发誓我绝对会拒绝他，除非和他一起回去。
最后，冬季的暴风雪让爱斯基摩人都不敢出来了，即便是从他们的住处到我们小屋这样的距离。
我们没有客人，也不能在黑暗中到户外做运动了。
躺在温暖的睡袋里，我觉得自己来参加探险真是可笑，真希望库克医生把我扔在身后。
我觉得库克医生肯定觉察出我身上有致命的弱点与重大缺陷，一些斯特德家孩子身上的通病，我还以为我把这些问题在若干年前就统统抛弃了呢。
整日整夜，除了咆哮的风声就再没有其他声音。
偶尔可以听到爱斯基摩人的狗在叫。
它们闻到干肉饼的气味，从山上跑下来，爬到屋顶上，不停地刨屋顶上的草皮，连续不断地敲着，好像以为如果它们不叫，我们便不会知道它们在那儿。
库克医生觉得可以给它们一块肉饼的时候，便扔一块出去，它们会跑开一会儿。
可是，他得不断把肉饼扔出去，不然它们会不停地用爪子扒屋顶，用爪子扒下上面的草皮，然后跳下来在门外等下一次的奖赏。
我总感到很疲倦，总觉得自己应该睡觉，我无法抵抗带给我温暖与安全的睡袋。
不管库克医生怎么催促，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睡袋。
可有时候，无法入睡的夜晚过后，我既睡不着，也鼓不起勇气爬出睡袋。
我闭着眼睛躺在铺位上，似乎所有的能量都从身上跑到了脑子里。
有时候，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库克医生会让我站起来，这样睡袋就会滑落到我脚下。
他们会让我在小屋走动，直到完全清醒为止。
库克医生也会分配给我一些工作，比如把雪橇的冰刀部分刨一刨，或者往炉子里添些煤。
库克医生和弗兰克也没法躲过这长时间禁闭的影响。
不久，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想把我从睡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