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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个姑娘——嗬，她真聪明！她是干什么的？”
“小学教师！”巴威尔在房间里踱着步，简短地回答着。
“当了先生，——还这么穷！穿得真糟，——衣服全破了！这样很容易患伤风感冒。她的父母在哪里？”
“在莫斯科！”巴威尔说着，走到母亲对面站住，严肃地压低声音说：
“告诉你吧：她的父亲是个老板，做钢铁生意的，有好几所房子。因为她走了这条路，就被她父亲赶了出来。她可是在不愁吃穿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矫生惯养，要什么有什么，但是现在啊，她得在夜里走七俄里，……独自一个人……”
这倒叫母亲大吃一惊。她站在屋子中央，惊奇地耸动着眉毛，毫不作声地望着儿子。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追问：
“回到城里去？”
“回到城里去。”
“唉呀！不害怕吗？”
“她就是不害怕！”巴威尔苦笑了一声。
“为什么要这样？留她在这里过夜，——和我睡在一起就行了！”
“那不方便！明天早上这儿的人会看见她，这对我们没什么必要。”
母亲思索着朝窗外望了一下，低声问儿子：
“巴沙！我真弄不明白，有什么危险和值得禁止的呢？不是一点坏处都没有吗？”
母亲对此感到不解。她很想从儿子嘴里得到明白的答复。
他静静地望着她的眼睛，断然地回答道：
“坏处是没有。但是，在我们大伙前面，却有监牢在那儿等着。妈妈，你应当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
她的两手战栗起来，她压低了声音说：
“也许……老天会保佑，总有法子可以避免的吧？……”
“决不会有的！”儿子亲切地说。“我不会哄骗你，没法避免！”
他面带微笑。
“请休息吧，够累的了。晚安！”
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走近窗前，站在那望着街上。窗外又冷又黑。天空刮着风，从沉睡的小屋顶上吹下雪来，打在玻璃上，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急切地细语，然后落到地上，卷起一团团干燥的白雪顺着街直滚。
“耶稣基督，可怜可怜我们吧！”母亲悄声低语。
在心田里，眼泪在沸腾，对于儿子那样镇静地、自信地说出的不幸的期待，觉得好像飞蛾一般，盲目地、可怜地在那里颤动。在她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坦的白雪旷野。混着雪粉的白风，发出刺骨而尖厉的嚎叫，狂奔着，来回窜腾着。在雪野之中，只有一个青年姑娘的黑小的身影，拽曳般地在那移动。冷风绊缠她的脚，鼓起了她的裙子，冷得刺人的雪片，纷纷掷在她的脸上。行进非常困难，她的小脚陷进雪里，又寒冷又可怖。她的身体微微向前，——恰如昏暗的原野上面的一棵被秋风猛烈地吹打着的小草。她的右边，沼泽之上，森林如黑墙一样站在那里，光秃细长的白桦和白杨凄凉地摆动着。在遥远的前方，茫然地闪跳着城里的灯火。
“上帝啊！可怜可怜她吧！”由于恐怖母亲颤抖了一下，悄悄自语自语。
7
是子如同珠似的，一天跟着一天滑过去，串成礼拜，再串成月。每逢礼拜六，大家伙都在巴威尔家里聚会。每个聚会都像一道坡度很平的长梯子上的一个阶梯，——阶梯一步一步地令人向上，引导着他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朋友，符拉索夫的小屋渐渐地觉得狭窄而且气闷起来。
娜塔莎也常来，她虽然又冷又累，但总是活活泼泼地有不尽的欢乐。母亲替她织了袜子，并亲自替她穿在那双小小的脚上。娜塔开始一直笑着，但过了一会儿，忽然沉静下来，她思索了片刻，低声说道：
“我有个保姆，——也是特别慈善的女人！多么奇怪，彼拉盖雅·尼洛夫娜，工人们虽过着这样困苦和被压迫的日子，可他们却更富有人情味，更善良，比那有钱的人！”
她把手挥，指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您真上个苦命人！”符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她有点词不达意，说不出想说的话来，她望着娜塔莎的脸，心里有一种要对她感恩的心情，她叹了一口气，忽然沉默下来。母亲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那姑娘低头沉思面含微笑。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是一点都不要紧的。我父亲是一个粗野的人，哥哥也一样。而且都是酒鬼。姐姐——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得多的人……那是个非常有钱、却无聊而贪心的家伙。母亲——真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个老实人。像小才鼠一般的瘦小，而且跑得也是那么快，见了什么人都害怕，偶尔，我很想见见我的母亲呢……”
“啊哟，你真够可怜的！”母亲悲哀地摇着头说。
姑娘忽然抬起头来，似乎要驱除什么似的伸出手来。
“哦，不！我常常感到这样高兴，这样幸福！”
她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明亮地闪动着光辉。她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用低沉而生动的声调说：
“要是你知道……要是你了解，我们在做着何等伟大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一种亲切羡慕的感情，触动了符拉索娃的心。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伤地说：
“在这个上头，我太老了，又大字不识半个……”
巴威尔的论说越来越多，争辩也愈来愈强烈，——人也瘦多了。母亲觉得，当他和娜塔莎谈话，或者盯着她的时候，他的尖锐的目光立时就变得柔和了，声音也亲切起来。甚至他整个人都变得单纯了。
“上帝保佑他！”母亲想着。暗自微笑着。
每次集会上，一到争论激烈而狂热的时候，霍霍尔总是站起身来，像钟摆一样地摇着身子拿洪亮的嗓音说些单纯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都为之更镇静、更严肃起来。维索夫希诃夫总是非常阴郁，似乎是在催促大家到什么地方去，他和那个名叫萨莫依洛夫的红发少年，总是抢先开始争论，那个圆脑袋、头发白得像用刷子粉刷过的伊凡·蒲金常常对他们两个表示同意。头发光滑而漂亮的雅考夫·索莫夫——说起话来低沉而严肃，他不常参加辩论，他跟额角很宽的菲佳·马琴，每逢辩论的时候都是站在霍霍尔和巴威尔的一边。
娜塔莎不来的时候，往往由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代替她从城里来参加集会。他戴着眼镜，个子短小，留着亚麻色的胡子，不知他是远方哪一省的人，说起话来总带着一种“噢”“噢”的特别口音。他整个人都有点外地人的味道。他总是说最简单的事儿——家庭的生活、小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凡是与居家过日子有关的他都谈论。就在这繁复的事情里，他能发现许多的虚伤、混乱、愚蠢，或者非常滑稽而且明明对人们不利的地方。
在母亲眼里，他好像来自遥远的别的什么国度，在他的国度里，一切都是正直的，一切都是安逸的。但是到了此地，一切都和他不对劲儿，他不习惯这种生活，不以为这种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也就不喜欢它。它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希望根据自己的意志改造一切的沉着执拗的愿望。
他的脸色有点发黄，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密而发亮的皱纹。他的话音颇低，手却总是热乎乎的。他和符拉索娃打招呼的时候，总是拿他有力的大手，裹住她的整个手掌。每每这样的握手之后，母亲总感到些许轻松与安心。
此外，从城里前来参加集会的还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个在清瘦白皙的脸庞上生着一双大眼睛的、身材苗条的姑娘。她的名字叫莎馨卡。她的言行举止都很男人。她通常总是生气地锁着一对浓黑的眉毛，每当说话的时候，那有笔直的鼻梁的鼻孔，总是不停地鼓动着。
莎馨卡最先高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立时盯住这个姑娘，并怀着无名的恐惧。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那是在她年轻时发生的事件；当时大家都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立誓非杀了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此时此刻她真为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了。
散会之后，母亲问巴威尔。
“巴甫鲁沙，你当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他站在她面前，照例用明快而果决的口气说话。
“为什么问为这个？”
母亲叹了口气，垂下眼睑问道：
“当真？巴甫鲁沙？他们不是反抗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用手摸着腮帮，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给她讲了许久。
她望着他的脸庞，心里琢磨：
“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他是不会的！”
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更多了，自然它的锋芒也就渐渐地磨平了，最终这个词和数十个别的她不懂的名词一样，听得熟惯了。然而她对于莎馨卡还是有点不大喜欢，每在她来了之后，母亲总觉得有点不安，不自在……
有一次，她心怀不满地噘着嘴对霍霍尔说：
“莎馨卡怎么那样厉害！老是下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霍霍尔朗声大笑。
“说得对，妈妈！你的眼力真不错！巴威尔，你以为怎样？”
他又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中含着嘲笑，说道：
“贵族嘛！”
巴威尔郑重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对！”霍霍尔证明说。“她就是不明白她自己应当那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而且那样做的！”
他们又开始争论起母亲所不理解的事情。
母亲又发现莎馨卡对她的儿子态度严厉，甚至时而训斥他。巴威尔只是含笑不语，他的双眼中闪出和以前对待娜塔莎一样的温和的光芒，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姑娘。这也使母亲觉得不快。
有地，突然有一种使他们所有的人一起雀跃欢喜的感情，这叫母亲吃惊不已。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他们念读外国工人新闻的晚上。每当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辉，大家都变得很古怪，像孩童一般幸福，发出欢快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打着肩膀。
“德国的朋友们真是好样的！”不知是谁仿佛被欢乐陶醉了一般地嚷了起来。
“意大利工人阶级万岁！”又有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出声来。
他们这呼喊声传播遥远的地方，传播给他们所不认识的、连语言也不相同的同志们，可是他们又好像深切地相信，那些未知的友人一定能够听见他们和理解他们的欢乐。
霍霍尔两眼放光，心里比谁都爱意荡漾，他说道：
“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
于是，大家梦幻似的面带微笑，长久地谈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的事情，像谈论他们所尊敬的，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