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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庚戌，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宁之境。旧制，诸道军出境，皆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奏行二法：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15＇庚戌（初五），开始施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驻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各军环绕在淮宁周围。根据原有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境时，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所以将士愿从中获利，于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来，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通常的赋税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施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二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拿着笔，握着计算工具算，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财的人家，交出的税钱动不动就是数百缗。敢于隐藏房屋一间的，杖责六十，奖赏告发人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与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家每缗钱中留取五十钱，对于给与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所得到的，约计成钱，进行计算。敢于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二千，奖赏告发人钱十缗，这奖赏钱一律出在获罪的人家。于是，愁苦怨恨之声，充满了远近各地。
＇16＇丁卯，徙郴王逾为丹王，王为简王。
＇16＇丁卯（二十二日），德宗改封郴王李逾为丹王，王李为简王。
＇17＇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七月，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臣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杞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17＇庚午（二十五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从青海回朝，说是双方边界已经确定，请让区颊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初九），德宗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十七日），德宗颁诏命令诸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会盟。李揆素有才干与威望，卢杞憎恶他，所以让他出使吐蕃。李揆对德宗说：“我不害怕走远路，只是担心死在路途之中，不能将诏命送到。”德宗为李揆的话而悲伤，便对卢杞说：“李揆恐怕过于老迈了吧！”卢杞说：“到远方的夷人出使，不熟悉朝廷旧典的人是不行的。而且，李揆去了，今后年纪小于李揆的人，便不敢推辞去远方出使了。”
＇18＇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随州降，寻复为其将康叔夜所杀。
＇18＇八月，丁未（初二），李希烈领兵三万人在襄城包围哥舒曜，诏令李勉以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领兵援救哥舒曜。乙卯（初十），李希烈的将领曹季昌率随州归降，不久又被他的将领康叔夜杀死。
＇19＇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驰，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淆、函失险，外侵则、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拿，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19＇当初，德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德宗即位以后，便召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屡次向他询问朝政得失。当时河南、河北地区用兵长久不能结束，赋税劳役日益增多，陆贽因兵源穷竭，百姓困顿，恐怕内部生出别的变故，便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任用将领能够得当；驾驭将领的办法，在于掌握用人的权柄。任用将领不得当，兵马虽然众多，也是不足依恃的；失去用人的权柄，将领虽然有才干，还是不能为朝廷所用。”陆贽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有耗费资财、玩忽寇盗的弊端，而且也会有兵火不息而终至自焚的灾祸。”又说：“现在河北、河南、淮西发起叛乱的主将，只是四五个凶人罢了。尚且恐怕其中有的人是遭受连累而受到损害，心中积蓄着自危的疑虑，匆忙之间，考虑不周，为情势所趋，不能停止。何况其余众人，恐怕全是因受人胁迫而跟随反叛的，如果知道还有生路，哪里还愿意作恶呢！”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虑，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利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因过度疲劳跌落。”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故变幻，难以测度，所以用兵以拙而速为可贵，不以巧而迟为可贵。假如不能安定根本而去致力于救助末梢，那么，救助末梢所做的事情，也正是祸患所起的原因。”陆贽又论说关中的形势，他认为：“做天子的应该积蓄威严，昭示恩德，若是偏废，便有危险；应该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如果轻重颠倒，便不合乎事理。皇上所在的京都周围地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布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卫，大概军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安排在关中的军府便约有五百所，全国敌不住关中，那么，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意图是很明白的了。国家安定的日子长了，军备逐渐衰败，虽然军府、卫所都依然存在，但是兵马演练却很罕见了。所以安禄山窃取被重颠倒的权柄，乘着外有重兵的资本，发动叛乱，有如洪水滔天，两京相继失守。还是靠着西部边疆有军队，诸牧监有马，各州有粮食，所以肃宗才得以复兴。乾元以后，外患又相继发生，整个军队向东讨伐，边疆的军备既已废驰，禁兵复又空虚，吐蕃乘国家虚弱，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无法抵御，便避开吐蕃东游。这都是因为失去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权柄，忘记考虑深深培固根柢。内有寇盗，崤山、函谷关便失去险要；外有攻侵，州、渭州便都成了外族的天下。在这样的时候，虽有各地的军队，难道能救助一朝发生的祸患吗？陛下回顾往事至此，难道不为此而寒心吗？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崤山以东，神策等六军又相继开出关外。倘若在贼臣勾引敌寇，狡猾的敌虏窥伺边疆，看准缝隙，乘虚而入，悄悄侵犯边防的亭障，这是愚臣在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将如何抵御？我从侧面得知，开始讨伐叛军时，议事的人大多把用兵看得轻而易举，都说只有调兵出征而实无战事，兵役不会超越时限，算起来需要兵员不会太多，估计费用也不会太大，国事并无骚扰，百姓并无辛劳。谁曾料到后来战事相继，灾祸频仍，变故难以测度，随着时间延长，逐渐背离了初始的谋划。以往被天下视为灾祸，都说铲而除之便可再回到太平之世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诸人；以往被朝廷所信任，都说任而用之便可除去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等人。不久前，李正己死了，李纳接续了他；李宝臣死了，李惟岳接续了他；梁崇义被平定了，李希烈又反叛了；李惟岳被杀掉了，朱滔又叛离了。这样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