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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我的那么多提供的课程中，第一份家教选中的居然是国画。因此，为了明天的授课，我只好在今晚加紧练习，好歹有点东西可以教给人家。
凯子见我为难的样子，道：“大白菜不好画，你可以画个好画的，人家只是个小学生，培养点兴趣，画不了太复杂的。”
“你说什么好画嘛？”我没了主意，反问他。
“比如画个皮球什么的。”
“去你大爷的，国画里面根本就没画皮球的。”
“那你自己想想呀。”
“嗯，丝瓜，丝瓜应该好画点。”
“画国画的人是不是都是农民呀，怎么都画土特产，干吗不教小孩画个高楼大厦呢！”
“你才是农民呢，一点儿文化都没有。”
次日我硬着头皮去教课，但效果出奇地好。对方的家长通情达理，在我跟他聊了些国画的历史以及画画对于陶冶情操的重要性之后，他就信任地把四年级的小孩子交到我手上。由于小孩之前完全没有基础，我只能从握笔和画线条开始教，离画实物还差得远了。我便觉得自己是游刃有余了，误人子弟名不虚传。
我把情况很乐观地告诉凯子，凯子道：“一切都在我预料之中，我就说你能行。”由于画画一周只有一次两个课时，每次我赚三十元，这笔钱使得我们的生活从揭不起锅盖一下子跃至贫农水平，达到中农的水准指日可待。
凯子建议我再接一个家教。理由很多，但最大的理由是：得准备钱供应恋爱的花销。
我欣然接受。第二份家教很远，在崇文门，我骑着随时要掉链子的自行车，从小西天往西四，穿过整个长安街，大概骑一个小时吧。那时候体力好，吃力是吃力，但不会厌倦，骑在车上神思飞扬，很多美好的想象涌了上来。当你觉得这是为一场恋爱在积蓄资金的时候，无论多么劳累的事也会变得很愉快。有时候我在车上想象和左堤热恋的场面，并因此在该拐弯的地方走过了头。
我在下午时间授完课后，有时候骑车走在路上，随着下班的人流前进。当屋宇密集的地方窗户上亮起点点灯火时，也就是传说中的万家灯火的景象，这时候我会有一丝伤感，也想起远在南方的家人，特别有种与家人团聚的冲动。那时候，我常常想，等我跟左堤接上头后，我一定要告诉她这种感觉，有一个恋人倾诉该是多么愉悦的事。
有一天我骑车经过长安街东街的时候，被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拦住，他们是联防队员，他们没收了我的车。我的车是从缸瓦寺黑车市场买来的，当然没有牌照。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一个操着北平腔的人，平时你就不可能说得过他，现在他们有正当的权力，更说不过了。我口干舌燥之后，只好沮丧地步行回家。因为我太沮丧了，所以连公车都不想挤。我拖着已经麻木的腿回到学校，凯子听了我的遭遇，很郑重地对我说：“为了爱，什么都可以忍受！”
我突然哭了起来，倒在他怀里哭了起来，或许是因为疲劳，或许是因为其他。那一瞬间，他的影子和我父亲的印象重叠在一块。他闯入我的生活，淡化了我的坚强，激化了我的脆弱，哦，我现在是个多么脆弱的人儿。
妈妈曾告诉我，小时候我爸爸几乎没抱过我，一是他嫌麻烦，二则他认为这不是男人干的事。确实，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跟爸爸亲热过，或者说，从来没有得到一种父亲怀抱中的安全感。爸爸有他自己的活动，比如说赌博，比如说看戏。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住在乡村的大院子里，我和妈妈住在楼下，妈妈听见楼下有狗叫的声音，知道有小偷来了，她就一手抱着我，一手拿着煤油灯，想到楼下看看兔子有没有被小偷偷走。不记得我几岁了，只记得我已经懂得恐惧了，也知道爸爸和姐姐都去看戏了，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妈妈一不小心踩空了，我们从楼梯上滚下来。我们被恐惧完全慑住了。
在成长的经历中，如果我和别的孩子打架，我经常是一个人战战兢兢地回家。但别的孩子却能够找来父母帮忙。
这种没有父亲保护的恐惧感一直根深蒂固地在我心里。在我所交往的朋友中，我一直倾心于有主见的、强悍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后来想起小时候的经历，我渐渐意识到这种喜欢的渊源。
可以说，我越遇上挫折，就对凯子越有依赖感，因为他总会给你出主意，即便是馊主意。
11。愤怒的火花
中文系的课程里，我最不感兴趣的是语言学的课程，不但不感兴趣，而且头疼。《现代汉语》光是音标我就没法学，把一个发音掰成八瓣来一一分类，对于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南方人来说，无异于登天。大一的时候，我们有普通话达标测试，《现代汉语》老师安详地坐在我面前，让我读一段报纸新闻。我读着读着他就皱起眉头，这件事让他挺头疼的，于是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福建人。他叹了一口气，说，那就算过了吧。后来我才知道，对于南方人，老师在这门课上一律对大家开绿灯。所以，包括《语音学基础》《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等等，都是我逃课的首选对象。我不知道这些玩意儿学了以后，在未来生活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用得上。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学分通过，因此首要的问题是，你考试的时候，必须坐在一个对此颇有心得的学生身边。
既然语言类的课程是逃课的热门，那么文学类的课程就不好意思逃了，否则上个大学一点儿交代都没有。文学类的课程好歹听得懂，重要的是看哪个老师讲得生动有趣，讲得好的给面子，对书本生搬硬套的照样不给面子。
应该说，李向阳博士的当代文学课本来是我最欢迎的课程之一，但后来渐渐沦为平庸。因为他那套文学大师排行榜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又陷入了文学阶级论的套路。对于大学的课本，我觉得总体上比较过时，主导思想中透露出陈腐的、老一代作家所遵循的革命文学的审美，这会给学生求真求实带来副作用。因此我对课本心存警惕。
由于家教忙碌，我对李向阳博士的逃课更勤快些。当然，这不是个别现象，他的课本来就不受欢迎了，每个人都有逃课的理由。有时候我会让凯子替我挡一挡，他表面上答应了，实际上未必，因为课堂不是饭堂，也不是可以睡得很舒服的地方。
有一次我发了恻隐之心，觉得好久没有上李向阳博士的课了，连他那张三四十岁的娃娃脸我都有点模糊了，作为一个学生，如果连老师都不认得，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不过这次我走进课堂时就发现气氛太严肃，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于是我让自己坐端正了，像个出勤率很高的学生。李向阳进来就朝我们扫了一眼，我似乎能感觉到有道锐利的光在我脸上划过。他不动声色地拿起点名簿，开始点名，点名的速度有点慢，点一个还观察一下，似乎想搞点事。
点到我的时候，我低头答了一声，以免让他正面看到我，发觉我这个脸孔比较陌生。遗憾的是，点我之后，他就没有继续往下点了。我低着头，一直等待他叫下一个名字，但没有，我觉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忍不住抬起头，和李向阳的眼睛碰了个正着，撞出一串火花。如果这是爱情的火花，那该多令人心醉神迷呀。可惜不是，这是愤怒的火花。
“在我点名簿上，你已经四次旷课了，你给我解释一下。”李向阳博士冷静而严肃道，显然他觉得受到了严重侮辱。
我心中埋怨起凯子来。每次都信誓旦旦地答应给我擦屁股，没有一次擦得干净。
我被李向阳博士的愤怒搞得有点害怕，不敢做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扫向我，像几十把拖把扫一堆污水，令我痛心的是，左堤的目光也在其中。
“说清楚，不说清楚今天就别想上课。”李向阳继续道。我明白他今天是想杀鸡儆猴，此时，我真的像一只好欺负的鸡嘛！
“说呀，给老师认个错。”班长王大傻在一边向我建议道。
“我说什么也没用，你想怎么惩罚就惩罚。”我突然有了一股勇气，对，破罐子破摔的勇气。
“你要是能说出理由，我可以不惩罚你。”李向阳一副开明的样子。不过他确实一向以开明自居，以便使自己和迂腐的阵营区别开来。
既然已经交手了，我就必须战斗下去，我不能在左堤面前像个孙子。突然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凯子面对这个局面，他会如何反应。
我很快有了答案，正色道：“因为你的课越来越没意思了。以前还讲排行榜，给我们带来了兴奋，后来越来越没有新意，都是搬书上的东西，如果光书上的这些理论，我们自己看书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花时间来上课呢？”
我觉得凯子附体了，所有的话，都是我想象凯子会说的。只有他，才敢真正地破罐子破摔。
“放肆，我怎么讲课还用你来教？”李向阳没有想到遇上这么激烈的反抗，活生生被激怒了，简直语无伦次，道，“好，你懂得怎么教，今天这节课我不上了，你来教。”
他催促我上台，显然想让我在台上丢面子。
“我又不是老师，我怎么懂得怎么教？”我反驳道。
“你不懂，那你又怎么知道书上的那些没用，书上的理论没用，你还想学什么？”
“我想要学的是真理，或者如何找到真理，这是老师该启发我们的。但是书上的那些理论不是真理，是迎合，我们学了一学期，即便考了个高分，又有什么用呢？跟真理一点都没关系。”我豁出去了，说出了心底考虑已久的东西。当然这些话不是我的原创，你在图书馆的许多学者名言上可以找到，只不过我深以为然。
全班同学被我镇住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不再是扫污水，而是惊诧。当然，我最在意的是左堤的目光。
“好，我就请你上来讲讲真理。”李向阳非要我上去丢脸，他走到讲台的旁边，意思是讲台属于我的了。
我想，不论我讲得多么有道理，多么精彩，此刻都不可能是英雄。我走上前去，然后在同学的惊诧中，昂首挺胸向门外走去，一口气跑回宿舍。
凯子正在睡觉。他现在可以一天睡二十四个小时，名副其实的睡神。更要命的是，我把他养胖了，而我自己还是瘦得可怜。
我激动而忐忑不安地向凯子说了一切，问道：“现在该怎么办？”
凯子从被窝里腾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背部，安慰道：“表现得很好，不辜负我平时对你的谆谆教导，孺子可教！”
“该怎么办呀？”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凯子睡着说话不腰疼。
“我是说，这天娄子捅得有点大，如果被开除了怎么办？”
“开除了，就跟我一起混。”
“怎么混嘛？”
“浪迹天涯。有我在，你怕没饭吃吗？”他说这话一点儿都不脸红，好像平时他养着我。不管说多么不着调的话，他都能把胸脯拍得砰砰响。
这话确实让我感到踏实些。
“今天我之所以敢跟老师硬碰硬，就是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你。”我对凯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