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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挨冻。一天的人体写生完毕后，屋子里就充满了煤烟气，害怕中毒我只好在夜里开着窗子，任北风呼啸，躺在三层被子里直打哆嗦。开始的几次她很拘谨，对美术也并不感兴趣，但来的次数多了，渐渐开始欣赏我的人体素描，特别是以她为模特的那些画。她意识到我把她画得很美，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居然这么美，就更主动更积极认真地配合我。对于画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模特如果只是袒露了她的身体而没有敞开她的心扉，画家就无法把她的精气神凝聚在纸上。一年之后，她到我这里就非常随便了，当着我的面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在休息的时候还会光着身子来回走动，翻我书架上的那些从巴黎带回来的画册，和我交谈，穿没穿衣服已经不成为我们之间交流的障碍……”
“你们就逐渐喜欢上了？”
“没有，我连想都没想过。因为58年我就被打成右派，成了半个罪人，哪还会想有人敢嫁给我？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美院教师和模特谈恋爱，请人当模特画人体画，已经够惹眼的了，再搞上男女关系，那还不要了命吗？即使我有那个心思，也要替她着想，她还不到20岁，我都快40了，年龄上也不太合适。她一个大姑娘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硬要嫁给一个右派？所以我从来没动过心思，与她就是单纯的教师和职工、画家和模特的关系，非常非常单纯。在我们的交往中，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连一句话语、一个眼神都没有。”
“那后来是怎么有了感情呢？”
“说起来你肯定觉得好笑，是因为馒头。”
“馒头？”
“是啊。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几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农村饿死了好多人，城市里强一点，北京更强一点，但还是吃不饱。美院虽然没有停课，但只上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卧床休息，保持能量，免得饿死。也因为下午不上课，我才有大量的时间请她来当模特。我们那时的伙食供应，早晚是一碗稀粥，中午是半个馒头，一点咸菜，教职员工和学生都一样。在她为我当模特的时候，我发现，她吃不饱。当时人人都吃不饱，但男人比女人更容易饥饿，因为生理特征不一样。但她是个例外，她是运动员出身，更不耐饿。她给我当模特的时候，经常掉眼泪，时间长了我才明白，原来是饿得受不了。我想，她给我当模特是额外的工作，要消耗体力，就想把自己的伙食分一点给她。中午的半个馒头，我再掰成两半，这样她给我当一次模特，就可以多吃上四分之一个馒头。”
“原来她是为那四分之一个馒头才给你当模特的呀？”
“不能这么说，因为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馒头，后来她也经常不要那四分之一个馒头，让给我吃。但第一次吃那四分之一个馒头的时候，她咬了一口就哭了，因为没力气，只是静静地哭，泪水也不多，但哭得很伤心。我就安慰她，劝她不要哭，我说，我们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你还这么年轻，会看到祖国美好的未来的。”
“她因为那四分之一个馒头而感激你，所以嫁给了你？”
“这是最初的原因吧。从她吃馒头后，我们的交流就深入多了。她总说一句话，金老师，你是个好人。但好人只是好人而已，还不是爱人。真正挑明的一次是因为我在画她《文！》的素描时饿昏了。那天下午我《人！》感觉特别不好，眼前恍恍《书！》惚惚的，看她的人体《屋！》都是重影，但我还是坚持着画，画着画着就一下昏了过去。那时候人饿昏了不用送医务室，因为医务室也没有治饿的药。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她往我嘴里灌水，看我醒过来，就抱住我哭了。她那时也没穿衣服，我也把她抱住了，我们相拥着躺在床上，没有说话的力气，更不可能做什么事，就那么躺着，像两个奄奄一息等死的人。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一碗粥给我喝了，我才觉得身上有了点力气。后来几次为我当模特，都没吃那四分之一个馒头，我们就这样算是有感情了。”
“这样就算恋爱了？”
“不是。那时候恋爱是要向组织汇报的，不汇报私自谈恋爱，是要挨批评受处分的，也为人所不齿。开始的一年，我们的感情是秘密进行的，虽然她还是脱得光溜溜的给我当模特，但我们之间居然一点身体方面的接触都没有。真正建立恋爱关系，是在1961年下半年，一次汇报思想的时候，她向组织汇报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汇报，事后问她，她说，既然有了感情，不汇报就是对组织不忠诚。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思想。关系挑明了之后，组织上做工作，不许她和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恋爱，甚至有人对我说得很难听，说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勾引她。她家里也很反对，她父亲说，如果她嫁给我，就只当他没生养过这么个女儿，但她后来还是嫁给我了。”
“她很坚持吗？”
“不是坚持，而是无奈。那时候的风气是，人只能谈一次恋爱，即使只谈过恋爱并没有失身，也被认为是犯了一次错误，别人就不愿意要你了。她既然向组织汇报说跟我谈了恋爱，这事一传开，美院还有谁会要她？她父亲到学校来闹过，闹得她家街坊四邻都知道了，在校外也很难找到对象了。所以这么一闹，她如果不嫁给我，几年之内是肯定谈不成恋爱结不成婚了。”
我笑了笑，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感到不可思议。梁莹也摇了摇头，现在的我们看那时候的人，简直像在看外星人。
“你们当然无法理解了，时代的变化就是如此之大呀。让现在的年轻人再去过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十个伟大的毛主席也办不到，这就说明时代进步了。可那时候的人对毛主席无比爱戴，包括我在内，虽然被打成右派，也没怪到毛主席头上。只是因为我是从欧洲回来的，见识过西方，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会与国内的人不一样，有时候客观一点，但这点客观成了巨大的祸殃，到文革一爆发就在劫难逃了。”
060
“您还没说您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呢。”
“那是在57年。3月份的时候，毛主席讲了话，要党外人士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给各项工作提意见。美院天天开会，大会小会，要大家提意见，不提意见不散会。我才35岁，没啥政治经验，既然是毛主席号召，就提吧。我提了两条，一是建议要发展人体美术，不仅要在美院开人体素描课，而且要允许发表人体美术作品，把人体画真正当作美术的一个分支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一个基础功课；二是提倡美术界百花齐放，不要被苏联的素描模式框死了，欧洲的也要学一点，现代派也学一点，什么流派都允许学生学一点，好坏让他们自己判断，自己选择，表现工农兵要丰富多样，不要简单划一，要有深度，就是这些。”
“这没什么问题呀？”
“是呀。可到了5月份，风向突然变了，要打击右派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到了下半年，每个单位都要按比例划右派，美院的比例是5％，也就是说，二百多个教职员工，必须划出10个右派，就这样，我被划成了右派。但在57年，对待右派还没有像文革时那样，你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虽然大会小会要被批斗，在人前抬不起头，工作生活都还可以勉强维持正常。可到文革就不一样了，右派离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了，而我又刚好有了那封‘里通外国’的信，最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和特务嫌疑。”
“是罗斯从法国给您写来的信吗？”
“是，我还是接刚才的话头说吧。自从江蒹向组织汇报了我们的恋爱关系之后，我和她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命运因此把两个人捆绑在了一起。她想和我分手，但又找不着别的对象。而在课堂上她还要当模特，我还要上人体课，还必须经常见面接触。到了62年的春节，大年初三深夜，她突然来我的宿舍，她说，她被家里赶出来了，爸爸喝醉了酒，把她臭骂一顿，赶了出来。她在寒冷的冬夜里徘徊了几个钟头，实在冻得受不了，就来找我了。那时候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根本住不上旅馆，没人收留她，只好来找我。她就在我的宿舍里过夜了，我们也发生了关系。第二天她母亲来找她，发现了我们的私情，把她领了回去，想隐瞒这件事。谁知道两个月后，她怀孕了，那个年月不是已婚妇女，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想流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到了这个地步，她家里才同意我们结婚，我当然要对她负责，别无选择，我们就这样结了婚。结婚八个月后，生下了江葭，因为婚后不到十个月就生了孩子，美院还处分了我们。”
“这样看来，你们的结合并非完全是感情因素？”
“应该说有感情因素，但也有形势所迫的因素，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换了时代，也许就不可能了。婚后的几年我们的感情不错，虽然我戴着右派帽子，她还是很照顾我，为我潜心作画提供了好多生活上的服务，这是我一生中最感激她的地方。到了1965年，罗斯从法国来了那封信，她虽然看不懂，但我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之前我从未对她讲过罗斯，也从未讲过自己在法国的经历，她觉得受了伤害。”
“罗斯在那封信里说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罗斯说，她在一份介绍中国美术的杂志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和作品，知道我在美院，才写了这封信。她后来结了婚，又离了婚，现在带着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在巴黎生活得很艰难，问我的情况怎么样。我没有给她回信，后来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现在也不想联系。如果她还在人世，我也不想让她知道她的那封信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因为那不是她的过错。她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回国已经15年了，她还没有忘记我，而我几乎把她全忘了。”
“江蒹见到了那封信，又向组织汇报了？”
“没有，虽然那封信使我们之间的感情有了裂痕，但她还是希望我平安，希望自己有个完整的家庭，希望女儿能健康地成长。如果不爆发文革，那封信也就是一封信而已。可是，文革来了，我毁掉了自己的所有画作，但依然逃脱不了厄运。美院的教师们开始互相揭发，我平时的一些言行，都被揭发出来，那封信也成了一个焦点。”
“都是怎么揭发的？”
“我们油画教研室有个青年教师，姓郑，平时特别崇拜我，与我走得最近，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看报纸的时候我经常发点牢骚，这些都成了他后来揭发我的材料。比如我看一篇社论，说，大炼钢铁值得肯定吗，58年吹牛皮值得肯定吗，河北徐水简直把牛皮吹破了。还有一次看画报上毛主席的巨幅照片，我说，主席多高兴啊，他要是知道前几年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就笑不起来了……这些话，文革风潮一起，他都做了汇报，我自然成了反革命嫌疑。也是他，还记得一年前有个法国女人给我写信，也作了汇报。美院的造反派就找江蒹查那封信，江蒹就把信交给了他们。造反派也不懂法语，看到外国字母就断定我是特务。这封信居然惊动了公安部，专门派人来查，最后也没查出什么结果，再加上我死活不承认说过毛主席笑不起来的话，所以嫌疑始终只是嫌疑，我成了历史反革命嫌疑和特务嫌疑，被下放到了安徽淮南的陶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