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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空前活跃的经贸往来
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了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剌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剌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国。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列举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100处。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写道：“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这些船可分三等：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只船上有人员千人，即水手600人，军士400人；另附供应船3艘。此种船只仅剌桐（泉州）及辛克兰（广州）能制造，都制成三边，以三腕尺长的大钉钉牢。每只船有4个甲板和许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种设备的公私船舱。”
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各国商人经南海来元朝进行贸易。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侨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侨居在南海诸国
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元朝使者曾两次登陆马达加斯加岛，果若如此，中国船只于元代已到达非洲东南海域。可见，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当广远。当时，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诸岛，印度东、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等地，都有中国舶商活动的足迹。
元代的陆路交通也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途径。西域交通的陆路，自辽、宋、夏、金对峙以来，长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国不断地向西扩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畅快。因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个喜欢通商贸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国建立后，更加方便了自由贸易的往来，陆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基督教传教士孟德科维诺在写给教皇的信中说，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可到达。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伊朗境）而抵小亚细亚。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由于西北诸王不断掀起战乱，陆路的三道时常阻塞。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香料等物资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海外出口贸易主要以金银、瓷器、丝绸为大宗；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远赴欧洲。
海上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相关事务的发展。海上贸易的发展繁荣使元代交钞成为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元人汪大渊曾附舶出海，归来著《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荼（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交钞与当地货币折兑使用，并称“甚便民”。这既反映了元朝的经济实力，也说明舶商与各国在贸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关系。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元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载货5 000石，舱内货物交相叠放，“无少隙处”，各客商占地数尺，“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术更是令西方旅行者惊叹，船底有独立隔舱，全船上下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客商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领先的造船技术，让中国舶商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船只。
繁荣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元代航海业的发展，也加深了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这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体现，并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削弱了组成舶商群体的社会阶层；继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阻碍了海上贸易的继续发展，关闭了对外联系的通道。到明代中叶，中国便丧失了航海及海上贸易的世界领先地位。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说得更前卫一些，元朝在对外的世界贸易政策上实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真正实现了贸易自由化。
第九章 纸币兴衰沉浮的背后
时间回到公元1275…129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从欧洲到达中国，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见和器重，留在身边为侍从。回国后，他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中国元朝的繁荣景象，并且十分具体地记载了元朝发行纸币的情况。虽然在历史上有许多人质疑马可·波罗所说的话，甚至不相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关元代纸币的惊人发现，却以事实证明了马可·波罗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盖朱红大印，面额为“壹拾文”，长16。4厘米、宽9。2厘米。左下方有“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使副判”签押。此外，纸币上还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八个篆字。经研究考证，这张纸币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使用时间约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元朝商业的繁盛，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此发达的商业，就更需在流通领域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也为纸币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此时，是中国古代纸币最为兴盛的时期，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里，纸钞是唯一官方认可的货币，完全取代了铜钱在流通中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件全新的事物。
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9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
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元朝的纸币是用桑树皮作为原料的。之后用水浸泡，把它捣成泥状而后制成纸，这种纸与棉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的颜色黑了一些。纸币的样子，马可·波罗也作了详细的描述。把上述桑皮纸“裁作长方形，其式大小不等”。其上“有不少专任此事之管吏署名盖章”，然后“诸官之长复盖用朱色帝玺，至是纸币取得一种正式价值。”
伴随着纸钞的发行其相关的法令也及时的出台了。法令规定：制造此种纸币之后，用之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包括所有军饷皆用此种货币给付，其价如同金钱；法令还规定，对于伪造纸钞者将处以极刑。如果此条法令放在现在，那制造假币的冒险者们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
马可·波罗也详细记述了元朝纸币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每年官府都到各地宣传，个人收藏有金银、珠宝、皮革时，应速到官府去换纸币，价格从优。以后如需用金银珠宝，还可用纸币去官府买，价格仍从优，而且保证供应。这种措施，保证了纸币的信用，通过每年讲，反复讲，使人们自愿去换纸币，人数多到“不可思议”。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元朝初期，也就是忽必烈皇帝时期纸币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因此，马可·波罗称赞蒙古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这说明当时聚集在中国的财富，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元统治的彻底腐败，在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顺帝年间开始一路贬值起来，到顺帝至正六年，银钞比已变成1？誜30（中统钞），而政府的财政状况也严重的恶化，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元廷不得不依靠滥印纸钞来支撑，无本虚钞的大肆泛滥使国家的信用彻底破产。又加之此时印钞所用纸张质量低劣，纸钞用不多久就糜烂粉碎不堪使用，各代铜钱的兼行也加剧了流通的混乱。
此时元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黄河水患和蜂起的各地民众反抗又大大减少了元的财政收入，钱钞子母相权的制度仅具虚文根本无法实行。最后发展到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以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得”，元代的纸币在“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的民谣中随着元朝一起消失了。
纸钞的兴衰不仅预示着当时元朝社会的繁荣程度，同时对世界贸易及金融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当时的马可·波罗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为西方人所首次见到，印象十分深刻。此外，根据元朝规定，外国商人所带来的金银、珠宝、皮革等贵重货物，必须卖给官府，先换成纸币然后再用纸币购买所需物品。这样，就把对外贸易纳入纸币流通范围，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要与纸币打交道，印度、日本、波斯等国陆续仿照元朝，也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革。
第十章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