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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的位置更重要了。前面所说的南宋奸臣贾似道此时出场了，他和所有历史上的奸臣一样，在战士士气正高的情况下，背着手走了出来。
但这次又与历史上的无数次有所不同，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奸臣并没有请示朝廷，而是直接前来议和。其实，就算请示朝廷，当时懦弱的南宋皇帝也是会欣然接受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议和已是轻车熟路了。这时的议和正中忽必烈下怀，是忽必烈求之不得的，于是双方很快签订议和协议。
之后，忽必烈便率蒙古军撤退争夺汗位去了。到1260年，所有入侵南宋的蒙古军全部撤退，第二次蒙宋战争以蒙古大汗蒙哥战死，三路大军无功而返告终，但贾似道私自与忽必烈议和，再次为以后埋下了祸根。
关于那个奸臣贾似道，再次认识他的本质，对了解宋的灭亡是有帮助的。奸臣贾似道本是市井的地痞无赖，凭借外戚身份，竟位极人臣，专横跋扈。在鄂州前线，本来忽必烈急于回蒙古争汗位，南宋是掌握主动权的，而贾似道竟私自与忽必烈签订对南宋极其不利的和约。贾似道更无耻的是在议和后隐瞒乞和真相，谎报战功，昏庸的皇帝擢升贾似道为右丞相。
贾似道此人外强中干，表面嚣张，内心非常惧怕蒙古人。他唯恐阴谋败露，于是极力打击陷害作战有功将领，一批抗蒙将领被他冤死在狱中。宋度宗赵祺继位后，贾似道更加专权，军政愈加腐败，民力益竭，将士离心，战备松弛。
贾似道又大肆提拔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所谓心腹，用这些庸才来代替被害忠良的位置，从而完成了对南宋军政各界一次致命的大换血。此时，趁蒙古内乱和贾似道营造的“太平气氛”，秉性难移的杭州君臣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岂料大难即将来临，南宋之亡，始于贾似道。
忽必烈继汗位、平定内乱后，即着手整顿军队，督造战船，组训水军，进行灭宋准备。并制定了先取襄阳、樊城，实施中间突破，浮汉入江，直趋临安的方略。公元1268年，蒙古以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阳、樊城，襄樊保卫战拉开序幕。襄樊的城池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坚固的，至少在兵源和粮草的供应上是不成问题的。这与抗蒙名将孟珙的多年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所以襄阳成为了蒙古军进攻的重点，但是他们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攻破城池。
此后，襄阳宋军与外围的宋军取得联系，双方约好共同夹击蒙古军。但在关键时刻南宋出了叛徒向蒙古兵投降，出卖了这条计划，致使襄阳宋军遭到蒙古军埋伏，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反攻，至此，襄阳保卫战对蒙古已是极为有利。随后，在公元1273年蒙古军水陆双重对襄樊进行夹攻，并配以威力较大的回回炮，攻破襄阳城。守将吕文焕向蒙古军投降并献出了襄阳城。南宋的门户从此被彻底打开。
早在襄阳城破之前公元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就去掉汗称改称皇帝，并且改国号为大元。之后公元1274年忽必烈强令征兵10万，增加攻宋兵力，决定乘胜直捣南宋腹地。他命驻蜀元军进攻各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淮西行枢密院使合丹、刘整攻淮西，淮东都元帅博罗欢等攻淮东，牵制两淮宋军；以荆湖行省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等率领主力，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趋临安。
忽必烈告诫伯颜勿妄杀，此时，忽必烈已经完全以一个封建帝王的身份进行怀柔天下了。“得人心，治天下”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到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而南宋各地官僚将领只求自保，勤王之师甚少。最终，谢太后带领小皇帝宋恭宗投降，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气数已尽。
虽然恭宗投降，都城临安被攻破，但南宋余部还一直坚持抵抗。大将李庭芝坚守扬州；同时，陆秀夫、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端宗为帝，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则在江西一带发展反元势力。他的部队像他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样，宁可战死，也不屈服。在这样豪情满志的精神激励下，文天祥控制了不少城池。
李庭芝坚守扬州，虽遭元军重重围困，但仍坚持不降。在突围去与福州陆秀夫会师途中，被元军打败于泰州。李庭芝和文天祥一样有着一颗宁死不屈的赤胆忠心，最终惨遭元军杀害。而文天祥此时在江西实力的壮大也引起了元朝的重视，于是，元军主力南下江西。文天祥因寡不敌众，只得退守广东。后在广东潮阳被南宋叛将张弘范出卖，又是一个被叛徒出卖的可耻行为。虽然元朝百般诱惑和威逼，文天祥至死不降，一代气节大夫文天祥吟诵着他的《正气歌》以身殉国。
在福州的南宋小朝廷，后来不断南迁，途中小皇帝端宗去世，陆秀夫又立其同父异母的兄弟为帝，并且率领南宋小朝廷一直坚持在广东沿海抗元。公元1279年，元军与宋军在崖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混战几天后，宋军不支，张世杰与陆秀夫决定撤退。
只是，宋军的船队被元军冲散，陆秀夫不愿被俘虏，眼含泪水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此后，残余的宋军、官员及家眷也纷纷跳海殉国（史载有数万之众殉国），另有一些逃往今天的越南，意图东山再起，但终因没有形成有力的反击而无所作为。至此，南宋彻底灭亡，并且结束了唐末以来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忽必烈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第七章 “美髯宏声”耶律楚材
一个非蒙古族人能得到蒙古大汗的重用，并且影响着全帝国制度和立法的建立与制定，这在200多年的超级帝国统治中也只有耶律楚材一人可以担当。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
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
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父亲感到金的大势已去，取《左传》中“虽楚之才，晋实用之”之典，给他取名耶律楚材。他从小博览群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三教九流，无不精通，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更是浸入血脉。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所以受佛法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皈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
耶律楚材自己曾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并且是在儒学指导下的华夷一统。
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今北京市），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让他在自己身边办事，耶律楚材以长胡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成吉思汗叫他“吾图撒合里”。“吾图撒合里”就是蒙古族长胡子的意思。
在成吉思汗的西征中，耶律楚材特别受到他的宠爱，因为耶律楚材会星象占卜，预言常常应验，所以成吉思汗对他更加器重。成吉思汗去世以后，窝阔台即位当了大汗。他重用耶律楚材，使耶律楚材在改变蒙古帝国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耶律楚材把帝国向着他理想中的儒家方式来引导。
蒙古帝国在入主中原之时虽然有贵贱尊卑之分，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原地区封建王朝那样有严格的君臣之别。这种状况也是被身受礼教君臣思想教育的耶律楚材打破的。窝阔台被选为大汗之后，在选举大会上，耶律楚材对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大汗的哥哥，但是从地位上讲，你是臣子，应当对大汗行跪拜礼。你带头下跪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于是，察合台就率领黄金家族和各级长官向大汗窝阔台下拜。从此，蒙古国有了尊汗的下拜礼。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这其实就是元朝汉化的开始，只是后来他们的汉化较清王朝迟滞了许多。
耶律楚材在自身做人方面更是堪称千古的楷模。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便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了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
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所有，足见他的清廉。耶律楚材还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追述随军生活的《西游录》，记载了我国新疆和中亚、西亚的见闻，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他的诗文集《湛然居士集》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耶律楚材的出现可以说是蒙古帝国乃至后来的大元王朝的一件幸事，他把蒙古人的统治引向了正轨。蒙古铁骑虽然在军事上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
但这其中的遗憾也令耶律楚材惋惜不已，他在有生之年提出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商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
但是耶律楚材的倡导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