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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
海辽轮于1949年9月起义，改称“和平号”，是新中国建国时最大的海轮，其光辉形象不仅出过邮票还被印上了钞票。
专和兵舰过不去的海辽号
成了“和平号”的海辽号
“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组长吴铎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蔡智诚高几届，两人在学校里的交往比较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招商局航运处处长俞大纲。
俞大纲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前清的进士，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哥哥俞大维是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后任国防部长），姐姐俞大彩嫁给了北大校长傅斯年，表哥是陈寅恪（陈寅恪的母亲姓俞，是俞大纲的姑姑），表姐夫是叶剑英（叶帅的岳父姓曾，是俞大纲的舅舅），他有个侄子叫俞启威（黄敬，中共冀鲁豫区书记、天津市长，江青的前夫，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还有个侄子是蒋经国的女婿（俞扬和，蒋孝章的丈夫）……而俞大纲本人是个“新月派”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是由徐志摩和他做陪同，有一首《月》写得很不错：
你，跳进了窗楹，挨近着我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我在枕边安排好一个梦
一个平安的梦，等着你抚摩
你，轻盈的掩入夜莺的窠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森林里飘出一曲顶礼的歌
谁知道这唱的是莺还是我
……
抗战期间，俞大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在遵义呆了七八年，当时浙大学生排练的话剧歌剧全都由他当导演，而吴铎和蔡智诚都是艺术团的骨干。49年这时候，吴铎是国军的特派员、蔡智诚是社会局的专员，全都和船打交道，而俞大纲又恰好是招商局的航运处长，手上管着好多船。说是管船，俞大处长其实对航运一点也不懂，招商局不过是看在他交通部长哥哥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个倒卖船票的机会，老俞也乐得每天和一帮演员们聊天唱戏，时不时地还喊弟子们去捧捧场。但人家毕竟是处长，虽然不大管事，内情还是知道一些的，蔡智诚就从他那里听说了不少招商局的秘密。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从英、美以及日本的手里得了不少军舰轮船，设备大量增加了，但会驾驶懂维护的却很难找，于是航海专业人才就变得十分抢手。在当时，商船海员的工作比较安全和自由，而且薪水比海军士官高得多，开客轮货轮的人都不愿意开兵舰，国军只好来硬拉（重庆号军舰的全套轮机人员就是从民船上征用的），而“军事征用”的主要对象是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国民党唯一的国有航运企业，隶属于交通部。这家企业拥有海轮五十只，各类江轮、拖船、驳船近两百只，其中最容易被征用的就是“郡级滚装船”。
郡级滚装船原本是美军在二战时期使用的LST级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4000吨，当作货船时货舱容积2000吨。46年以后连卖带送的移交给中国五十多艘，国民党海军的中字号军舰，招商局和江南造船厂的“中”字头滚装船、难民救济总署的“万”字头轮船、民生公司的“远”字尾轮船（宁远、平远、怀远……）都属于这同一系列的同一型号。
这就是LST坦克登陆舰，前面能打开，俗称“开口笑”。
——PS：相关知识请参见萨苏之大作《小考：伞兵第三团起义时乘坐的是不是“美龄号”》。
解放后，LST级坦克登陆舰有17艘留在大陆，其中15艘被编入人民海军，舰名为“山”字尾，舷号为341、342、343、351、355、900、901、902、903、921、922、923、924、925、926。
既然是军民同一型号，而且这种船原本就是按军舰设计的，所以国军征用起来特别方便，到后来海员们都被搞怕了，谁也不愿意接近这类货色，招商局只好让剩下的郡级滚装船统统报废，有的固定在码头当锚船，有的干脆拆了做零件。
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还停靠着四艘郡级滚装船，表面上看不能动弹，其实只是轮机的大轴被拆掉了，其他机件都是好好的。这样的轮船原先有五艘，48年2月，“中字110”被海军司令部征用（海军懂行，招商局的办法蒙不住他们），结果船员在半道上打开了“海底凡而”（船底阀门），愣是让轮船沉在了三江营。上海的大报小报立刻宣传“国军悍然堵塞航道”，江淮商界也跟着大喊“交通受阻、经营困难”，海军被冤枉了一番，头疼得不得了，从此再也不打招商局的主意，剩下的“锚船”也就得以保存下来。
这时候，蔡智诚索要的正是这“中字号”的LST级“锚船”。
吴铎在招商局当驻厂代表，厂方送给他一部崭新的“别克”轿车，平常的“车马费”更是不少，他被胡时渊总经理哄得高高兴兴，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招惹麻烦（招商局高层此时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胡时渊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但吴铎也知道，蔡智诚不仅清楚“锚船”的底细，也能从航运处长俞大纲那里拿到批条，并且还有着社会局的背景（社会局兼有监察功能，有点象是现在的纪委），所以被他顶到跟前了也确实不好推脱。
只是，码头上除了“中字102”上有一个船长，其他什么船员都没有，这就需要花钱去招聘人手。招商局和海运组是不可能出这笔钱的，刘春华副官回去一说，段仲宇立刻就批了五千块现大洋，蔡智诚当时还奇怪这位管铁路的司令怎么会对轮船的事情如此大方，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刘农畯提供的活动经费，一万块钱只花了一半呢。
于是乎，“中字102号”郡级滚装船的调派单就拿到手了。这当然不能说是蔡智诚的功劳，但多少也应该算做他为伞兵的起义出了一分力——虽然在办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地下党正准备干什么，甚至当时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也会坐上这条彻底改变命运的航船。
从上海去福州可以坐船或者坐飞机。当时，因为蔡智诚从纺织公司那里贪污了许多布匹和呢料，乘飞机带货不太方便，而陈丽君又没有见过大海、很想尝试一下远洋的滋味，所以两口子就打算乘坐“中字102”号运兵船。得知他俩的决定之后，谷正纲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一份盖着“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钢印的派司，上面标明蔡智诚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专员”，任务是护送“国大代表”及其家眷——这就使他的旅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
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三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三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三团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