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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兵原本是专门突袭别人的，现在却轮到自己被别人突袭，官兵们以前训练的那套本事一下子全都忘光了，有的人胡乱开枪抵抗、有的人跳下车往野地里跑，全团人马都炸了锅。
蔡智诚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下午一点左右。当时张绪滋司令拎着冲锋枪、戴杰夫参谋长抱着轻机枪，两个人跑到搜索营的队列前大发牢骚，说是伞一团遇到袭击，黄百韬却不肯派兵增援，整25师只图自保，见死不救……然后又问：“他们不救我们救，弟兄们敢不敢同我一起去？！”
那还用说，大家都喊“同去同去”。于是就同去。
搜索营抵达刘楼附近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响枪，国军和共军早已经搅成了一团，东一堆西一堆的你追过来我赶过去，根本就分不出哪里是战线。张绪滋司令赶紧命令发信号，“嗵嗵嗵”地几颗信号弹升空之后，情况立刻就发生了变化——伞兵是经过特种训练的，知道那信号是在通知己方的集结地点，而共军却都是些土包子，看见天上的红色信号弹，还以为国民党兵要发起总攻了呢，他们转身就往村子里跑，决心守住阵地、与来犯的敌人大干一场——这下子，原本被追得象兔子一样乱窜的国军官兵也就化险为夷了。
虽然脱险了，但伞一团的幸存者们却都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就连号称“勇将”的井庆爽副团长也是面如土色、沮丧得抬不起头来。毕竟这是伞兵部队自组建以来吃的第一个大败仗，头天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自以为可以所向披靡的“国军精锐”，转眼之间就被共军打得落花流水，连怎么输的都没弄明白，这可实在叫人灰心丧气。
井庆爽问张绪滋：“我们怎么办？现在去帝丘庄么？”，张司令回答说：“算了，你们回商丘休整去吧”。于是井庆爽就带着一团的人马撤走了。
现在想来，张绪滋当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表面上看是因为伞兵受到重创之后情绪低落、士气涣散，已经无法保持应有的战斗力，根据特种部队的作战原则，的确可以临时解除任务、退出战斗；但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老张在跟黄百韬赌气，张司令觉得既然整25师可以不派部队来救伞一团，他也可以不让一团去帮老黄打仗，这也是保存实力的一种考虑。
其实，黄兵团这时候已经被华野部队包围了，离开战场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大家都认为井庆爽能够把队伍带出去，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就曾经率领伞兵一队在敌后（广东）进行过长距离的大范围穿插，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事实上，这一次他也同样做到了。
再PS几句：
有人说豫东战役是“快速纵队垮得快”，认为在7月3日的这场战斗中，“伞一团被歼灭，团长张信卿被击毙，伞兵部队彻底瓦解，张绪滋带着残部逃回了商丘”，从而影响了全局……这其实是受到了廖辅仁的那份请功报告的误导。
张绪滋并没有逃到商丘，他一直坚持到了战役结束；张信卿也没有死，他因伤调离了伞兵部队，后来到国防部任职去了；伞一团也没有被全歼，当时在刘楼遇袭的部队包括伞一团、快纵辎重营和汽车第28团一部，总共约三千人左右，而伞一团撤到商丘以后还剩一千五百多人，除了团长张信卿和二营长（姓潘）负伤，其他的主要干部并没有多大损失。
但刘楼战斗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被人们忽视了——刘楼车队的卡车一辆也没有能够开出来，快速纵队的全部辎重物资都落到了华野6纵的手里。
失去了卡车上的辎重物资，伞兵们很快就没有弹药了。
部队出征的时候总要根据任务的需要配备弹药，所谓“基数弹药”有的随身携带、有的归营团管理、有的由兵团负责运送。不同部队的弹药基数的具体数量不同、携带的方式也不同，比如整25师的士兵，不管是干什么的，身上要带步枪子弹、挎包里要装机枪子弹，屁股后头还要吊着一枚迫击炮弹……但伞兵却不一样，他们更强调轻装机动，所以冲锋枪手只揣几个弹匣、重机枪手只拎一条弹链，其他的东西全都丢在汽车上。
这次到豫东参战之前，快速纵队的弹药本来就没有补足，所以兵团的兵站里一点儿存货也没有，现在辎重营的物资连同卡车一起全部交给了共军，伞兵们立马就傻眼了。
怎么办呢？只有去找整25师打商量，可张绪滋司令又拉不下这个脸来，只好让戴杰夫参谋长去求情说好话。
下午四五点钟，蔡智诚他们退到了杨桥村。张绪滋不愿意去帝邱店看黄百韬的脸色，所以决定带着快纵司令部和伞二团一起在这里守阵地。
可是，这阵地也不是好守的。傍晚的时候，戴参谋长和工兵营的人还没有把弹药借回来，华野6纵的“王老虎”们却已经杀到了杨桥跟前。
共军的第一轮攻击就上来了三个团，正北面是16师46团、正西是18师53团，再加上从东北方向冲过来的6纵直属特务团……
哎呀呀！国军伞兵要完蛋。
杨桥村位于帝邱店西北四公里，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把村庄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个村子在7月3日上午曾经被华野6纵特务团攻占过，下午又被伞兵二团夺了过来。
伞兵进村的时候，村子里空荡荡的，老百姓全都跑光了，不仅看不到牲畜、粮食和农具，就连水井上的辘轳都被人藏了起来——睢县这里在抗战时期曾经是新四军的“睢杞太根据地”，现在，老百姓又用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来对付国民党，坚壁清野，搞得国军将士连一把锄头、一根扁担都找不到。
找不到锄头扁担就修不成工事，伞兵正好可以偷懒。
在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习惯分为两个流派。一类以“土木系”十八军为代表，强调“稳扎稳打”，无论走到哪里，队伍停顿下来之后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建造工事，什么鹿砦陷阱梅花桩、地堡战壕铁丝网，先把阵地搞好了再吃饭睡觉。黄百韬的整25师基本上也属于这个路子，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除了要扛枪扛炮，还要带上铁锹洋镐斧头锯子，部队开到哪里，哪里的民房就变成了炮楼、哪里的树木也被砍得精光。
相对而言，“远征军系统”的部队就不太注重建造工事，他们更崇尚火力和机动性，认为那种“背着碉堡走路”的做法是“战略上的进攻，战术上的防守”，因此新1军、新6军或者第5军这样的队伍在行军的过程中很少花大力气修建防御阵地，一旦搞急了就和共军对攻对冲，冲好了可以大获成功，冲得不好就只有稀哩哗啦，一败涂地。
很难说这两种流派哪一个更高级。比较起来，随时随地修工事的办法当然稳妥一些，而且国军确实有不少“经典战例”是靠“守”出来的，但这种“稳妥的”办法也存在着过分耗费士兵体力、制约战场机动能力的缺点，很容易弄得部队筋疲力尽、士气消沉，所以也有许多国军主力是被“守死”的。
快速纵队的“少爷兵”都是些宁可被打死也不愿意被累死的人物，他们的作战原则是“不攻坚、不守点、不停留”，只求快不求稳，当然也就用不着修工事。伞兵们以往在战场上能刨个散兵坑就算是很不错了，对挖沟垒墙筑碉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可这一次，黄百韬愣是给快速纵队派来一个姓王的上校督察官，那家伙成天拿着根木棒子到处跑，一会儿说要在这里堆沙包、一会儿说要在那里挖战壕，简直把大家烦透了。
因此，杨桥村的老百姓把农具都藏了起来，真是符合伞兵的心意。蔡智诚他们的折叠铁锹都丢在辎重营的卡车上，连同帐篷被褥和行军锅一起统统送给了共军，现在官兵们的手里只剩下一把伞兵刀，想刨个单人掩体都困难，更别说挖战壕了。大家看着王督察官无可奈何的样子，都象拣着了什么大便宜一样，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开心了没多久，麻烦就来了。
傍晚的时候，蔡智诚带着部下在村子外面破坏老百姓的庄稼——夏至过后，地里的高粱和玉米都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密密麻麻的青纱帐遮挡了视野，非得把它们都砍倒了才能清理射界。
一伙人挥舞着伞兵刀，正忙着左右开弓地糟蹋粮食，忽然看见几个侦察兵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回来，嘴里还嚷嚷着：“共军上来了！共军上来了……”，大家一听，扭头就往村子里跑。
跑到村口，遇到张绪滋，张司令问：“共军来了多少人？”
“不清楚，听说多得很……”，蔡连长也是稀哩糊涂。
于是张绪滋就捧起望远镜这边瞧瞧、那边看看，蔡智诚也只好不跑了，陪着他东张西望。
看了老半天，没看见共军大部队，却发现两公里外有几个人正手脚并用地往一棵大树上爬，张司令就说：“让狙击手把他们打下来”
“狙击手恐怕没把握，不如用重机枪打打看”。
蔡智诚知道张绪滋是想出口恶气。几个小时前，老张在刘楼指挥作战的时候被躲在大树上的解放军战士偷袭了一把，幸亏身边的卫士反应快、扑上来替长官挡了子弹，结果司令官没事，副官和警卫却被打死了，所以老张现在恨透了爬树的人。
搜索营里射击水平最高的要属海国英了，他操起重机枪“嗵嗵嗵”地打了一阵，远处那棵树上的人就掉了下来，这让张绪滋司令觉得十分满意：“好好好，就这样打，就这样打”，大家也兴高采烈地夸奖老海干得漂亮。
正高兴着，就听得“咻——”的一声，一颗炮弹飞过了头顶。“榴弹炮——”，伞兵们顿时有点傻眼，心说：“那几个爬树的人物不会是炮兵的观察员吧……”
紧接着，又一颗炮弹“咣”地炸在了前方——妈吔！两发校正弹，一颗靠后、一颗靠前，接下来的炮火就该要落在自己头顶了，大家知道大事不妙，吓得抱着脑袋四下狂奔……刚跑出去几十米，就听见耳边传来“轰隆隆”的呼啸，就好象从头顶上开过了一列火车，刹那间，沙石飞崩、硝烟弥漫、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爆炸的气浪把蔡智诚掀了个跟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等他好不容易收拾心神抬头张望，发现村口附近已经被炸平了，海国英的那挺重机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进攻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庄，居然可以动用12门野炮和10门榴弹炮进行火力预备，这是国军精锐部队也难以办到的事情。铺天盖地的弹雨把杨桥村炸成了一片废墟，也把伞兵们先前的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劲头炸飞到了九宵云外。
好在这时候解放军的步炮协同技术并不熟练，炮击停止之后很长时间，步兵都没有发起进攻，伞兵各单位赶紧趁着这个机会检查伤亡、布置防御。搜索一连在这场炮击中伤亡了十几个人，这样再加上先前的损失，蔡志诚的手下就只剩下五十来号人马了，他干脆把一连编成了两个分队，由海国英带一个队，自己亲自带一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