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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京城，京城的居民永远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国家大事名人佚闻、到街井传言鸡毛蒜皮，无一不晓。京城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蔡智诚站在路口、刚把自己的意图讲了个大概，立刻就有一大帮男女老少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提供各种线索。
三分钟过后，蔡智诚就弄明白了：第一、西服应该到夫子庙去买，又好又便宜，保证不吃亏；第二、应该选定“亨生”、“培罗蒙”之类的优质品牌，而且必须认准是柯招才或者李宏德等“红帮大师”的作品，既海派又挺括；第三、不要怕砍价，高档西服进了成衣店就象千金小姐做了姨太太，没有那么尊贵了，一万块法币就可以敲定……
于是乎，蔡乡巴佬胸有成竹，跳上洋车直奔夫子庙而去。
这就是南京夫子庙。
夫子庙是当时南京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这里既有高档的西餐馆，也有撂地摊的大排挡，处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京城的人们总是显得很悠闲。早晨起来泡茶馆，一个烧饼一壶茶就可以从上午对付到下午，这叫“皮包水”；白天磕瓜子、听说书、品弹词、看杂耍，傍晚再去澡堂子里泡一泡，这叫“水包皮”，多么轻松自在。
京城的人们也很热情，看见国军上士就亲切地打招呼：“回来啦？辛苦啦！”，好象蔡智诚是他们的老街坊似的。小孩子围着身穿美式军服的伞兵，兴奋地又唱又跳：“美国凶、美国狠，美国帮我打日本；一打打到日本家，日本急得喊妈妈；一打打到日本去，日本国里发瘟疫……”
自9月9日的受降仪式以后，新6军就解除了南京日军的武装，并且把他们全部移送到城外的战俘营里集中。这时候，首都的街道上到处耸立着庆典的牌楼、到处飘扬着胜利的彩旗，到处张贴着“和平”、“复兴”、“日月重辉”的标语，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影迹，昔日的汉奸走狗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京城的市民们又一次骄傲地站立在自己首都的地面上，人民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凯旋而归的政府和军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蔡智诚在人群里东钻西窜，终于找到了一家成衣店。这店铺的门面不大、口气却不小，招牌上写着——南口北口皮货兼备，东洋西洋服饰俱全。
进了门，老板听说国军将士要买西装，立刻说：“啊哟哟！铺面上的不要看，统统配不上先生的气派……”，接着就从柜台底下掏出个皮箱，打开一看，是“培罗蒙”西服。
“道地上海货！英国料子、红帮师傅手艺”，老板吹嘘道。
“培罗蒙西服都是量身定做的，你这里怎么会有成衣呢？”
“嗨！这衣服都是那些人（汉奸）定做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他们只好跑路，哪里还敢穿这么高级的衣裳……”
定做一套新的“培罗蒙”需要三两黄金，即便是成衣铺里的二手货也价值一万法币，相当于一根“小黄鱼”。不过，这是名牌服装，倒也物有所值。
穿上新行头、回到励志社，人人见了都喝彩：“哟！好一位漂亮的小开”
傍晚，蔡智诚跟着夏禄敏出门，他看见轿车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个大木头箱子。
“咱们去哪里？”
“斗鸡闸四号”。
斗鸡闸四号位于汉口路附近，是何应钦的公馆。这栋别墅在战争期间曾经受到过飞机的轰炸，抗战胜利后，听说负责受降的人是何应钦，日本人连忙对何公馆进行维护装修，意思是想拍一拍马屁。可经过小鬼子这么一折腾，何总司令反而不好意思住进去了，到南京以后就搬进了西流湾8号的周佛海公馆，把斗鸡闸的公馆空闲了下来（后来租给了美军顾问团）。
这就是位于斗鸡闸四号的何应钦公馆，现在只剩下一栋主楼，成了南京大学的外事办。
中秋之夜，何公馆灯火通明。虽然何总司令并不住在这里，可楼上楼下照样聚满了贵州老乡，大家都在这里开“同乡会”。
楼上的客厅里坐着何纵炎，他是何应钦最小的弟弟，也是蔡式超的同学，蔡智诚喊他“幺叔”。“何幺叔”是刚从贵阳来到南京来的，看见小蔡很高兴，说了几句长高了长壮了有出息了之类的客套话。
客厅里还有谷正纲、牟廷芳（遵义人，94军军长）、刘健群（遵义人，三青团书记长，他和康泽、陈立夫是三青团的创始人，48年出任“立法院院长”）以及其他几个陌生人。蔡智诚虽然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但知道他们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谷正纲就不用说了，他是中央政府的“接收委员会主任”；牟廷芳也不得了，94军奉命接收上海，接收完上海又去接收天津，两个大肉包子都让牟军长一个人啃了，真是富得流油（不过，何应钦下野之后牟廷芳也立刻倒霉，被撤职查办了），另外，刘健群主管“甄别”和“肃奸”，一言九鼎、手握生杀大权。
至于何纵炎，那更是财神爷。
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可以独揽政治和军事，但却控制不了经济。当时，全国的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分为七大块，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储汇（储金汇业）、中信（中央信托）两个局，另外还有个“合作金库”。这个何纵炎就是储金汇业总局的常务副局长（后来是局长）。
在客厅里，蔡智诚听见这几个高官正在议论什么“平准基金”的事情。好象是中央从美国弄来了一笔款子，有几千万美金，官面的牌价是20法币兑换1美元，这简直就象是中了彩票一样。于是，不仅孔、宋两家带头抢购，就连其他官员也都想分一杯羹，这几个人来找何副局长，就是商量着如何才能多弄到一点美金指标。
蔡智诚上楼的任务是帮助夏禄敏抬箱子。这时候，把大木箱打开，才知道里面装着的是岗村宁次上缴的物品。
箱子里除了字画和书籍，最显眼的有四样东西。一把日本军刀，上面标有金质的菊花纹饰和岗村宁次的名字，看样子是日本天皇赏赐给他的；一柄西周时期的青铜戈，已经断成了两截；一个镏金的老虎雕塑，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还有一副镶嵌着菊花徽章的马鞍子，大概也是御赐的物品。
客厅里的几位官员一边欣赏、一边发表评论：这表示岗村宁次已经决心马放南山、止戈罢战了。
（据夏禄敏介绍，这一箱子东西是岗村宁次上缴给何应钦的，何应钦看过以后就由陆军司令部总务处保管，后来“陆总”撤消了，这些东西又转交到“联勤司令部”，49年的时候还在南京，现在应该在台湾才对）
岗村老鬼子的军刀不见了
高官们鉴赏战利品，蔡智诚既不能插嘴也不方便围观，于是就到楼下去玩。
楼下大客厅里十分热闹，一帮老乡正聚在一起煮火锅、吃螃蟹，餐桌上的中心人物是韩文焕（贵州安顺人，时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和龚愚（遵义人，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另外还有何绍周的大舅子黄瀛，是个少将。
在这群人当中，韩文焕的路子最广，他是管抓人的，手里有全南京市的日伪档案，所以大家都向他打听“在哪里能找到汉奸的汽车和房子”。韩厅长嘻嘻哈哈的不肯说实话，还搪塞龚愚说：“你已经接收了十几栋房子、二十多部车，怎么还嫌不够么？”
龚副厅长连连叫屈，扳起指头细数着这个司令、那个总长的名头，辩解说自己虽然弄了不少房子和车子，可那都是“放牛娃儿牵缰绳——帮东家老爷干活”，忙碌到现在，他这个少将副厅长的头顶上还没有一片瓦呢！
说来说去，轿车洋房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如何抢购物资。
在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价是一比二百，这样一来，南京上海的物价就要比西南大后方便宜得多。以黄金为例，昆明的金价是六万五千元一两，而南京的一两黄金才卖一万块，蔡智诚的月饷是两万法币（相当于新6军的中尉），在云南只能买个手镯子，到南京却能换两根小金条。
其他东西也便宜，什么棉纱、丝绸、煤炭、粮食……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涨价的，现在多买一点、过些天就能有几倍的利润。可是，接收大员们到南京来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带了几十万块钱，采购一番就囊中羞涩了，于是，大家一边吃螃蟹一边又商量着怎么找何纵炎贷款。
蔡智诚这时才明白了何家这场“聚会”的含义。原来，楼上的那几个人是来找美金指标的，而楼下的这一帮人是来弄法币贷款的，什么“同乡聚会”，其实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呀。
整栋房子里，只有一个女人对“金子”“房子”“车子”和贷款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跑来跑去的为大家端菜斟酒，笑盈盈地奉承这个奉承那个，就连蔡智诚也被她夸奖了好几句。
蔡小伙子被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莫名其妙，悄悄打听：“这女人是谁呀？”
龚愚笑得很暧昧：“你当然不知道了。人家是早年的遵义城关一枝花，年轻的时候俏式得很呢”
原来，这女人也是遵义老乡，她的丈夫是日本明治大学的留学生、内政部长陈群的秘书，抗战期间跟着陈群当了汉奸，曾经担任过江苏什么地方的专员。日本投降后，陈群（汪伪政府考试院长）自杀了，专员大人也吓得躲起来不敢露面，只好让自己的老婆四处钻营、托关系帮他消灾，真是既可笑又可怜。（不过，经过太太的一番努力，该专员还真的化险为夷了。不仅没有判罪，还被派到台湾去当了个教育局长——到底是“城关一枝花”，办交际的能耐确实不小）。
在这个中秋的夜晚，蔡智诚的肚子吃得很饱，心里却很不舒服。
从何公馆出来，坐在汽车里，夏禄敏笑着问他：“怎么样？没想到在南京有这么多贵州老乡吧？”
蔡智诚没有回答，心里却暗自嘀咕着：“什么老乡？南京城里还有个更著名的贵州老乡呢，再这样搞下去，大家全都跟他一个样！”
（注：马士英，明末奸臣，贵州贵阳人。他卖官鬻爵、贪赃误国，南明政权覆没后被清军擒杀。据史书记载，马士英的官邸就在南京市鸡鹅巷）
参加受降仪式的仪仗兵大多都留在了“陆总”，但蔡智诚却选择了归队。当时，他正考虑着要不要退伍，所以对养尊处优的司令部后勤工作不感兴趣。
伞兵回二队，姜键队长很高兴。他拍着蔡智诚的肩膀说：“好兄弟，真不错。快换上西装，我带你去阅兵！”
阅兵？阅什么兵？
十几个人挤在一辆中吉普上，径直冲到了夫子庙。军官们嘻嘻哈哈地走向码头，登上一条大号的楼船，蔡小伙这才明白，原来是要“艳游秦淮河”。
这就是当时的秦淮河
蔡智诚没有来过南京，但他很早就已经从诗歌和散文里知道了秦淮河的名声。在他的想象中，秦淮河应该是迤俪的画、哀婉的歌，是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