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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马甲的猜测，我并没有确切的材料能证实这件事。
9月6号那天，蔡智诚也只是听见荣3团的副团长用无线电话机向军部报捷：“我团攻克竹影山阵地，占领日军指挥部，击毙敌松山守备队长……”
在荣誉第一师的编制中有一类特殊的职务——政治副团长和政治副营长。这是他们的老师长郑洞国模仿苏联军队搞出来的名堂。荣1师的老兵多、兵油子也多，有了这个制度就等于在营一级单位上设立了军法官，对整肃军纪、鼓舞士气是有帮助的。
荣3团的政治副团长是个白面书生，瘦瘦的、戴着眼镜、外表挺斯文，因为赵发毕团长挂了彩，所以在一线指挥部队的实际上是这位教授模样的军官。在蔡智诚的印象中，政治副团长很爱说话、做事也很负责，总看见他在阵地上跑来跑去，一边检查情况、一边叮嘱这叮嘱那，生怕有谁清剿战场不仔细、放过了日军的地洞口。
可惜的是，这位副团长第二天在长岭岗阵地上不小心踩到了地雷，牺牲了。
蔡智诚没有参加9月7日的战斗。攻克竹影山之后，309团就算完成了任务，当天下午就移交阵地、到后方休整去了。经过十多天的苦战，309团最终能够自己走下山头的只剩三十五人，这其中还包括了他这个“编外人员”。
9月8日上午，蔡智诚正在屋子里给游湘江连长的家人写信，突然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原来是远征军总部宣布：国军已于当日凌晨四时收复松山、全歼了日军守备队。
可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家并不觉得特别欣喜，因为部队的伤亡太大了，幸存的人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103师是各部队中损失最惨重的，师部雇佣了十几队民工到阵地上收容牺牲者的遗体，最后分成三个大坑掩埋了，还在松山上建了一座“103师阵亡烈士纪念碑”。
日本方面一直宣称“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中国军方也没有做过反驳。但按照蔡智诚的说法，第八军在松山阵地上还是抓到了日军俘虏的，因为103师回保山休整的时候，卡车上就带着日本战俘。那几个家伙的耳朵好象被震聋了，押运人员把各项指示写在纸上，他们看了就乖乖的照办，一点也不反抗。
同时带到保山的还有十多个慰安妇，这都是些朝鲜人、不能算是战俘。她们先是被安排在昆明的美军医院里工作，后来就被“朝鲜光复军”的人接走了。
（说句题外话。有文章说，“经法医解剖鉴定”，松山阵地上的日军慰安妇是服用氰化钾自杀的——这完全是在瞎编。第一，攻克松山后，国军方面连松山守备队长的尸体都没工夫进行辨认，哪里会有法医去给慰安妇做解剖；第二，氰化钾这么高档的速效毒药，一般人根本就见不到，作战部队里也不可能装备这种“军需品”。日军的“自杀用药”其实是升汞片，那是一种消毒剂，吃多了可以要人的命，但服用效果痛苦无比，还不如抱着手榴弹炸一下更加快乐。所以，除非是受骗上当，不会有人愿意选择服毒自杀）
在保山休整期间，国民政府下达了对松山战役参战部队的嘉奖令，103师得到了一面“大功锦旗”，据说这种锦旗总共只有十面，是非常高的荣誉。
有意思的是，在嘉奖令中，蒋委员长除了表扬远征军，还号召全体国军向日军松山守备队学习，学习他们“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精神；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也称赞日军是“世上最顽强之军人”，并且承认“我军取胜实属不易”……
这俩人一唱一和地“吹捧敌人”，其实是有说不出的苦衷。
44年9月，国军虽然在滇缅战事中略有斩获，但同时，内地的豫鄂湘桂各路部队却被日军的“一号作战”打得一败涂地，遭遇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败局震动了大后方，弄得社会各界人心惶惶，在这种时候，蒋委员长确实希望自己的部下能有几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勇气，能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坚决顶住；而刚刚打了胜仗的远征军也必须“谦虚”一点，只能尽量美化日军的“强悍”，以便给在东边连吃败仗的同僚们找个台阶下。
因为获得了“大功锦旗”，社会各界给103师送来了不少慰劳品。吃吃喝喝二十多天之后，10月初，第八军接到命令，转移到云南陆良休整。
蔡智诚不愿意跟着队伍一起走，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离开103师、去投奔青年军，于是就去找王光炜帮忙。
在军部，王上校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却已经穿上了少将的军服。他笑着告诉小蔡：“别急，想进青年军完全没问题，不过要再等几天，先把你的勋章领了再说”
“勋章？”蔡智诚愣住了：“我只打了一天的仗，能有个什么勋章？”
继中国远征军宣布收复松山之后，日军也公开承认“拉孟守备队全军玉碎”。
国民政府随即公布了日本方面的“战败声明”，蒋介石委员长、何应钦陆军总司令、以及远征军的卫立煌司令官相继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业绩，赞扬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实事求是的说，参加松山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是配得上这个赞誉的。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抗日战场正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东线的战事吃紧，豫湘桂战役中的国军接连失利，损失兵力近七十万、丧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失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不仅整个“大陆交通线”被日军打通，而且，大溃败的局势几乎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昌”……然而，在西线，远征军却是一路凯歌，不仅攻克了腾冲和龙陵，而且在随后的追击作战中相继收复芒市、瑞丽、畹町，接着又杀入缅甸境内与“驻印军”会师，并最终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一举解除了日军对西南大后方的威胁。
虽然国军在松山战役中的伤亡很大，并且，西线收复的国土远不足以弥补东线丢失的面积。但在当时，滇缅战役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使得军队避免了全面崩溃的危险，而且在政治上挽救了中央政府的国际声誉，更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军民的抗战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松山作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转折点”的战役，但如果硬要找个“近似的转折点”的话，以马甲个人的意见，1944年的松山之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因为，远征军的一系列胜利是从松山开始的。在松山，中国军队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全歼整编制日军部队的记录。自松山战役之后，国军在西线的攻击作战连连得手，三个月后，东线国军也开始转入反攻，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因此，虽然从战术而言，松山之战还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国军在松山取得的胜利确实是十分及时、十分辉煌的，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并不为过。
松山战役的另一个效果，是使得参战的国民党官兵直观地感受到：只要和美国人在一起，手里就能有先进的武器、战场上就有充足的弹药、天空中有招之即来的飞机、地面上有压倒对手的大炮；只要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部队的装备就能比日军更加优良。因此，只要国军的表现不让美国朋友失望，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1944年的滇缅前线，比任何“精神训话”更有说服力的，是成百上千辆的美国汽车，是那些道奇、福特、司蒂倍克、奇姆西、威力斯……以及那些卡车上装载着的枪支弹药、机器设备、汽油柴油、药品食物、牛奶咖啡巧克力、羊毛毯子牛肉罐头……当各式各样新奇的、先进的物资装备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运进来，堆积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有一种无声的语言不容置疑地告诉大家——只要拥有了美国这个盟友，这场战争，中国赢定了。
我们能赢，这没问题。可是，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才会认输？大家却没有把握。
松山战役，日本军人用他们的顽强和死亡，给获胜的对手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其实，驻守松山的第56师团并不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他们的士兵大多是入伍时间不长的“乙类补充兵”，并且，松山阵地也没有真正被包围，始终有一条通道可以撤往缅甸方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个月的时间里，以一敌十的松山守备队硬是打到全军覆没也没有弃阵逃跑，这给参战的国军官兵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在这以前，中国战场上都是日军攻、国军守，现在终于轮到国军主动攻击了，可一仗下来，大家却发现日本人的防守竟然比他们的进攻更加可怕。腾冲和龙陵只不过是西部边陲的两个不起眼的小城镇，如果收复这一小块国土就需要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承受如此巨大的伤亡，那么，要消灭全部日寇、实现“打到鸭绿江”收复全部国土的目标，战争还将持续多久？还需要牺牲多少人？
在当时，蔡智诚和身边的战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得到公认的观点是：“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的全部男人，这场战争才能够结束”。
于是，刚刚踏上战场的蔡智诚就开始预测自己还能生存多久。他觉得自己不大可能活到抗战胜利，只是希望可以坚持到反攻武汉——如果能够看到大哥蔡智明牺牲的地方被国军收复，自己就死而无憾了。
不管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当兵的只要敢于牺牲就行了，可当官的却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的战法。
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的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鬼子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认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
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
（不过，这却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在后来的内战中，许多国军将领总是惦记着“松山经验”，遇到两军交锋，动不动就扎起马步、埋头修工事，一门心思地想表演“松山第二”，结果却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机动能力，不是被共军围点打援、就是被各个击破，很少能够守出一点名堂来，真是丢尽了日本师傅的脸——当然，这是后话了）
上级军官考察业务，轮不到蔡智诚这样的小兵操心，他的任务是接待来访的民间团体。
松山战役之后，云贵川社会各界组织了大批慰问团到前线劳军。一般情况下，军方不允许这些团体越过惠通桥进入松山，原因是战区里还有许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