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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法上矣，神气抖擞，誓将吞噬，若心杀而后快者，纵有枪炮，亦不知退惧”。佐原笃介在《拳乱纪闻》也记载团民“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这种牺牲的做法不值得赞誉，是冤枉的，而为民族死不旋踵，敢于牺牲的精神却是感人的。
义和团的避枪诀是仿照以前农民起义的做法，如乾隆年间王伦在山东领导清水教起义，告诉教徒在打仗时口念：“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咎。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当。”牺牲精神诚可贵，但太愚昧，也不值得无谓之死。这些做法，表明义和团自知力量单薄，难以对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只好求助方术。
对于义和团的牺牲精神，当时的有识之士在《开智录》上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认为：“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一日也。”当代史学家翦伯赞认为：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义和团的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阳刚斗志，这种斗志正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义和团运动时期，徐桐等上层官僚对传统神术笃信不疑，亲自倡导。许多达官贵人在官府或宅院组织神坛，每天演练，并且大肆吹捧神术之灵验。一时间，神秘主义方术飘飘然，成为国粹和济世的希望。
满清官吏盲目相信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奴才小史》记载裕禄很崇拜义和团的一位“圣母”：
方拳毛之初发也，裕禄正为北洋大臣。。。。。。是时有号黄连圣母之女妖，本流娼，久在津。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围，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待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谓：“已令神将用天火烧夷兵，不久未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
这个裕禄把对付外国侵略者寄托于“天火”，结果，“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裕禄自毙，死于愚昧昏庸。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1）
清朝之亡，亡于内忧外患，而方术加重了内忧外患，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执掌晚清朝政数十年的慈禧太后笃信方术。
慈禧太后相信易占，《清稗类钞·方伎类》记载术士张延已为之预测：
张延已好占卜，弱冠，游四方。光绪辛丑，两宫将自西安回銮，时适馆临潼洪氏，以风
角风闻于上。某日昧爽，以一骡车入行在。礼毕，孝饮后宣旨，令设坛，问善后事。筮得家人之九三，其爻曰：“家人，妇女嘻嘻，终吝。”张曰：“家人，刚严者。妇子嘻嘻，喜乐过也。终吝，除蹶难遵也。卦直家人，其有顺阴道而至美者乎？九三之爻，君道也，亦夫道也，而位未大正，其有妇人而专制也。”时侍郎陈某在侧，见多忌讳，不敢上闻，乃别易他爻之吉祥者入秦。孝钦亟赏之，赐银千两、鲈鱼两尾。延已方惴惴待罪，至是乃殊慰。
这个卦占得很准，道出了慈禧专政的实情，方士以之说明易占之灵。侍郎陈某随机应变，蒙哄慈禧，化险为夷。大凡统治者，谁都不愿意听不吉利的话。庚子事变之后，慈禧逃难在外，她受过惊吓，极想知道未来的事态发展，所以找术士占卜，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可靠性。
慈禧太后让官吏英年为之看醇园风水，以预测皇室嗣统。近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介绍说：
兵部侍郎英年善堪堪舆术。一日扈驾游醇园，令相视园地吉凶，英年骇曰：“是气尚旺，再世为帝者，当仍在王家。”时光绪已亥九月，已立溥仪为皇子矣。孝钦曰：“天下已有所归，得毋言之妄乎。诚如卿说，当用何法破之？”英年顾视墓旁有老楸一株，百年物，因指树奏曰：“伐此则气泄，是或可破也。”
孝饮还宫，即遣使伐树。树坚如铁，斧锯交施，终日不能入寸，而血从树中迸出。次早趋视，断痕复合如故。监工者惧而请止。孝钦大怒，自诣园，督数十工人，尽一日之力仆之，中毙一巨蛇，小蛇蠕蠕盘伏无数，急聚薪焚之，臭达数里，后德宗薨，今上仍由醇邸入承大统，英年之言果验。
按：皇室林园的一棵树，竟然被认作是王气所在，随意砍之，且派生出一些神奇的传闻，殊不可信。此事又见之于《清稗类钞·迷信类》，内容有所不同：
醇贤亲王墓近万寿山，山势环抱，墓如坐椅中，泉水绕前，后有银杏树两株，高矗如盖。俗谓银杏为白果，或造谶语曰：“王上有白，乃皇字也，当数世为天子。”时光绪戊戌，孝钦后正以围颐和园事恶德宗，聆此言，思有以破坏之，遣人督木工铸银杏，其中多蛇，悉被伤毁。旋有一蛇出，均昂然不动。焚香祝之，始去。至庚子，拳乱作，其人固头戴红巾，而口诵符咒者也。
这两条史料说明，口耳相传的掌故有很大差异，同是醇亲王事，慈禧太后厌恶德宗，担心王气更替，对谶语深信不疑。尽管史料有出入，但慈禧太后溺恋方术迷信的心态却昭然若揭。
晚清的大小官吏几乎都笃信方术。
皇室宗亲、先后担任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直隶总督的荣禄相信方术灵验，陈夔（1855～1948）在《梦蕉亭杂记》记载：
荣文忠公精柳庄术。光绪丙申五月，余随公赴天津查办事件。公谓余，五年内必邀大用，时尚未补主事缺也。迨庚子升京兆尹，辛丑持节淮浦，适符五年之数。嘉定谬仲山尚书，余娅兄也，丁酉七月由仓场侍郎升任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行走，与公同署力事。一日，公忽谓余曰：昨见仲山额上紫气透顶，相书主外简封经，内升清要，昼日三接，恩遇优隆，然其驿马并未发动，或者入直军机。不出数日，定有分晓。甫及五日，尚书果奉命在军机大臣在行走。
公与许筠庵师应（时官都御史），奉派密云查办事件。奏调余及恩君良（号骏叔，时官兵部职方司掌印）；筠师奏调刑部司员；左君绍佐（号笏卿，后官御史），外简广东南韶道；陈君昭常（号简墀，后官吉林巡抚），为随带司员。治事之暇，公谓左君性情正直，遇事不肯迁就，人人亦不乐就之，与侍御一官最宜，必任监司。谓陈君相貌丰腴，将来可望大用，财运尤佳。余谓骏叔何如？公曰：骏叔才气开朗少见，论其作为，虽那桐、端方亦不过如是，惟紫须黄目，与相不称，将来命运，究不及那、端等，后恩君存升副都统。庚子之变，赍志以殁。
太平天国时期，封建官绅提心吊胆，求神保佑。如赵烈文在《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三年正月廿四日，“晨起肃衣冠，诣家祠拈阄，决避难之所，本郡乡间吉。”在二月初三记载：“每晨跪持《准提神咒》一百八遍，求合家免灾劫。丑刻即起，督率下人收拾，先奉神主去匣脱座，与诰封安一处，裹缚已毕，复奉列代神影，亦去匣包扎，以便迁徙携带。”赵文烈，江苏阳湖人，担任过曾国藩的机要幕客。像他这样有知识的人都丢魂失魄，唯赖方术神助，可以推测其他官吏该是多么狼狈。
在太平天国进攻南京时，清朝官员用封建迷信与太平军作战，加速了城溃。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身居要职，其防守方略不过是方术小伎。汪士铎在《乙丙日记》卷二记载：
陆建瀛之率师迎剿也，自称霜神助阵，云见赤身女子在前督兵。既败归，“贼”围城，陆堵御城上，又称观音大士助守城，使城中人家家焚香，既而无验，又使人扛丧家方相上城以示“贼”，云天神助，“贼”大笑谑，陆乃无如何，……嘻？此我大臣之经略也，既粉饰以欺君，又荒诞而诬民，徒供有识者一噱尔！
七 方术与封建社会的衰亡（2）
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法国教堂，久攻不下，大学士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说：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人问其故，他回答：“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启秀任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在庚子之变中表现得如此愚昧，希冀靠五台山和尚与洋枪对抗，结果，和尚一出阵就被射死了。
薛福成早年充军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一直是洋务派的智囊。后来出任驻外国公使，主张学西方的先进制度。但是，薛福成特别热衷方术神秘观念。对方术笃信无疑。
薛福成钻研相术，对晚清的大臣相貌很留意观察，他在《庸庵笔记·史料》描述云：
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满月，须髯甚伟，殆韩子所云：如高山深林巨谷，龙虎变化不测者。余所见当代巨公，无其匹也。知府张澧翰善相人，有癞龙之目，谓公端坐注视，张爪刮须，似癞龙与；惟眉发稍低，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
威毅伯沅浦尚收，体貌颇似文正，而修硕稍逊焉。
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长身鹤立，瞻瞩高远，识敏辞爽，胸无城府，人谓其似仙鹤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岩下电，而面微似臬陶之削瓜。
骆文忠公，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而外朴内明，能辨贤否。
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倜傥好奇，议论风生，适若与骆公相反。盖骆公能用，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轻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懦者，和气蔼然可亲。道州杨厚庵尚书，意思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人，文弱不胜衣；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
故相朝邑阎公，短小精健，辞意恳挚，敦朴气象；丁文诚公，志节清挺，状貌修伟，绰有威风；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黎黑，老于兵间；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闻其行事，即如见其人焉。
又如倭文端公，体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尘，清气可挹；霍邱吴竹如先生，学养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吴南屏先生，貌虽朴野，而气韵高洁，文似其人；数公道德文章之蕴，亦自有充积流露者。
凡余以上所述，谓之尽合相经不可也，谓之尽有合相经亦不可也。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设有幽怪类，记述神秘的事情，他在凡例云：“惟幽怪一类，虽据所闻所见，究觉惝恍难凭，以其事本无从核实也。盖神怪虽为圣人所不语，然孔子又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体物而不可遗，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谓微而显也，故并录之。”可见，薛福成对幽怪采取疑者存疑的态度，甚至半信半疑没有完全排斥。
薛福成相信占星术，他在《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