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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八十三岁老翁钱谦益，带着几多荣誉、几多愧悔、几多留恋、几多牵挂、几多悲哀、几多愤怒、几多遗憾、几多满足，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与他后半生须臾不离、相濡以沫的夫人柳如是！
客观地说，此翁生前确有临难屈膝、“两朝领袖”的历史污点，但他晚年痛悔昔非，为反清复明辛劳奔波，瑕不掩瑜。更何况五十年雄居文坛领袖地位，清初的大家名流几乎都出自他的门下，当时的社会声望还是颇高的，就连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反清志士、当代大儒，对钱谦益也是尊敬有加。只是到了乾隆中期，才把他打入“二臣”行列，查禁了他的全部著作，才使他声名狼藉的。
钱谦益的尸骨还没有寒，钱家就发生了“家难”！钱家的一些家族无赖，在族长钱朝鼎的唆使支持下，强夺钱家的土地，变卖钱家的庄园，私分钱家的钱财，砸毁钱家的灵堂。钱谦益的儿子钱孙爱懦弱无能，女儿女婿还不便出面，维护“宗伯”后裔是重任就落在了柳如是一个弱女子身上。
面对那些如狼似虎的凶徒，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样呢？柳如是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她写下了痛快淋漓的遗嘱，代女儿、女婿写好官府诉状，又给钱翁生前好友写下几封求助信，然后平静地走进钱家正室荣木堂，用三尺白绫，把自己吊在正堂中央！她要用自己的死来震惊官府、震惊社会、震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一代才女、侠女、烈女、豪女、奇女柳如是就这样去了，年仅四十七岁！
柳如是的死，有“家难”的原因，其实“家难”也只是导火索而已。陈之龙自杀殉国时，她就产生过殉死的念头，由于钱翁对自己一往情深，又到了暮年，要人照顾。现在，钱翁也化碧西归了，自己的余生还有什么意趣？也赶到天国去，同自己一生两个知己去会面，了结“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感情纠葛吧。
本节的材料均取自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确不愧为国学大师，一部百万字的作品，洋洋洒洒，精细严密，实为治学之典范。陈大师在《别传》中，似乎也看出了柳如是事迹与《红楼梦》故事的连带关系，但一是囿于胡适先生的成见，二是《红楼梦》研究并非大师的专长，故大师不肯下结论，只是在《别传》的关键地方，不时插上几句《红楼梦》如何如何，以启迪读者。这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治学品德，的确值得今天红学家们好好学习。
在《别传》第五章中，“寅恪按”：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新咏序“燃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学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的感慨，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颖川明逸则时同人异。
《别传》第四章中，在论及河东君多愁善病时，寅恪按：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
由此可以看出，大师不是没有看出《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以河东君为原型的可能性，但出于学者的谨慎，大师不作明言，只是罗列在这里立此存照，让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来评判。另外《别传》的写作目的，是研究柳如是，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历史，不是研究文学。以大师的人品学风，做此处理，是十分得体的。
第一节 棠棣之戚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和恨，就是作者心中爱和恨的真实流露。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红楼梦》的作者，创作时立意下笔，时时处处都心存忠厚，本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原则，对作品中的人和事，加以忠实记录，一般不说绝对话，不做绝对评价。即使是对薛蟠一类人物，在表现他愚蠢凶恶行为的同时，还对他尚未泯灭的善良一面，不忘加以刻画。
但是，也有例外，作者对主人公宝玉的伯父贾赦和伯母邢夫人，庶母赵姨娘和同父异母弟贾环，却心存深深的厌恶，把他们描写得污秽不堪、愚蠢透顶，事事都透露出可恨、可鄙、可笑又可怜的丑态。就连他们身边的人，如马道婆、王善保家的等，作者笔下都绝无怜悯，把他们统统描写成一副令人作呕的小人、坏人形象。
赵姨娘母子制造的家庭矛盾是嫡庶矛盾，贾赦夫妻制造的矛盾是长房、二房之间的矛盾，两组矛盾的另一方，则同为“二爷”宝玉和“二奶奶”凤姐，也就是家庭的继业者和当家人。《红楼梦》书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家庭中“乌眼鸡”般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激烈矛盾冲突，譬如，赵姨娘母子导演的挑唆宝玉挨打、魇魔凤姐宝玉奄奄待毙的闹剧，贾赦夫妻导演的鸳鸯拒婚归罪宝玉贾琏、拾绣春囊抄检大观园的悲剧，等等。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对家庭主导权的争夺。譬如鸳鸯，在贾府女奴中，并不是最漂亮聪明的，为什么贾赦非纳她为妾，并且一反常态，邢夫人亲自出面说亲呢？说到底，控制了鸳鸯就是控制了老祖宗，也就等于控制了凤姐宝玉。贾赦夫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红学界一般都把书中贾府“落一片茫茫白地”的下场，归罪于外部因素，说什么受到雍正政敌的牵连，等等，这是毫无根据地“猜笨谜”。书中贾府败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正像书中所说，“只有从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是赵姨娘母子、贾赦夫妻的“窝里斗”，才最终导致了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导致了宝玉一痛决绝逃离了家庭。可以说，《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就是对一个封建大家庭发生“家难”、导致“子孙流散”、落得“茫茫白地”过程的真实记录。
《红楼梦》记录的“家难”，发生的时间不是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发生的地点不是江宁织造曹府，而是钱塘“百年望族”洪府。在详细考证康熙年间以“南洪北孔”著称的大文学家洪昇身世的基础上，再细读《红楼梦》，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就是洪家“家难”的真实记录。
洪昇在康熙十年前后，怀着“古孝子”的悲愤，逃离家庭后，在诗文中经常以“履霜操”、“避缴者”自譬。所谓“履霜操”，就是指无罪见斥；所谓“避缴者”，就是逃避挑拨离间的人。既有“避缴者”，就必然有“施缴者”，即制造事端的人。这个洪家的“施缴者”，有史料证明，就是洪昇的继母和父妾及同父异母弟，与《红楼梦》的记载完全相同！
洪昇自居的所谓“古孝子”，其真实含义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红楼梦》中，宝玉遭到贾环母子的暗算，被父亲施加狠毒的笞挞，三个月不能动弹，父亲还留下话来，要找绳子勒死他，以避免将来发展到“杀父弑君”的程度。在有性命之忧的家庭环境中，宝玉最终除了逃离家庭，还有别的办法么？事实上，《红楼梦》的初创者洪昇和二弟洪昌，就是在“大杖”的威胁下，逃离家庭，造成洪家“子孙流散”、继业无人的。由此分析，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对这些家庭的“施缴者”，丝毫不留情面，竭力加以丑化诋毁，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论是否承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红学界一致公认，作品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寄托着作者的影子、作者的爱恨。书中宝玉出场的那两首“西江月”，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感情：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从诗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作品主人公自怜自叹、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书中主人公的母亲王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孽根祸胎”，父亲贾政称自己的儿子是“不肖孽障”，总之是个“不肖”逆子；但主人公的祖母“老祖宗”，在清虚观却含着眼泪对张道士称，“只有这个孙儿”，最像当日的“国公爷”。由此可见，《红楼梦》主人公在家庭中的矛盾形象。
父母心目中的儿子“不肖”，儿子心目中的父母形象又如何呢？一般说来，按照“严父慈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我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文人，都不会在作品中丑化自己的父母的。但《红楼梦》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主人公的父母却不无微词，这实在是有违封建社会常理的。
作品中的贾政，不仅迂腐古板，而且不学无术，从他经常交往的“沾光”（詹光）、“善骗人”（单聘仁）、“不顾羞”（卜固修）等人的名字，就足以看出他们的道德人品。与他们为伍的贾政，还可能是正人君子式的“严父”么？作品中的王夫人，表面上的“慈”和内心中的“狠”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虔心礼佛的慈善面孔下，潜藏着一颗阴险毒辣的心肠，死金钏、逐晴雯、疑凤姐、诋黛玉，家庭所有悲剧的产生，她几乎都在暗中操纵。
以上足以看出，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不仅有长房二房的矛盾，父辈嫡庶的矛盾，还有父子母子之间的矛盾。对前两组矛盾，作者采取公开诋毁的手法，对当事人不遗余力地加以丑化；但对后一组矛盾，作者的手法就要隐晦曲折得多了，在表面上描写“严父慈母”的文字中，潜藏着对父母的极大不满。《红楼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符合封建常理的怪现象，根源还在于作者洪家庭中发生的“家难”。洪昇逃离生活优裕的大家庭，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起因固然是别人的挑唆，但家庭关系破裂的根本因素，还是洪昇不容于父母所致。洪昇在描写“家难”时，对主人公父母不无微词，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家庭的逆子，当然要背负“不肖”的恶名，事实上，洪昇一生确实无时无刻不为“不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