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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因为探索真理，一时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对它的指挥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解密“朱毛之争”（2）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陈毅也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在解决“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读“相忍为党”（1）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与交往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楷模。但在�